如今李瓶儿死了，潘金莲的 “恶” 并未消失，反而以更隐蔽的方式爆发。在丧事期间，她故意在西门庆面前说：“姐姐走了，大人也别太伤心，身子要紧 —— 再说，姐姐活着时，也总劝大人少喝酒、少熬夜，如今她走了，大人倒能松快些。” 这番话看似 “体贴”，实则是在暗示西门庆 “不必为李瓶儿守节”，同时也是在试探西门庆对自己的态度。她甚至趁着西门庆悲伤恍惚之际，主动 “递茶递水”，试图填补李瓶儿留下的 “空缺”—— 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个长期被压迫、被忽视的女性，在封建家庭的权力结构中，用 “伤害他人” 的方式寻求生存空间的无奈之举。
但潘金莲的 “恶”，终究是 “以恶制恶” 的恶性循环。她以为李瓶儿死了，自己就能得到西门庆的全部宠爱，却不知西门庆的欲望从未只停留在某一个人身上；她以为通过打压他人就能提升自己的地位，却不知在封建家庭的等级秩序中，她永远只是 “妾”，永远无法摆脱 “被物化” 的命运。第 65 回中的潘金莲，就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一边用獠牙伤害别人，一边又在笼子的缝隙中苦苦挣扎 —— 她的可悲，远大于她的可恨。
（三）吴月娘与孟玉楼：封建家庭中的 “清醒者” 与 “中庸者”，各有各的无奈
在李瓶儿的丧事上，吴月娘与孟玉楼的表现，看似 “得体”，实则藏着各自的算计与无奈。
吴月娘作为西门庆的正室，始终扮演着 “贤妻良母” 的角色。李瓶儿咽气后，她 “一面吩咐丫鬟收拾房间，一面叫人去请僧道，一面又安慰西门庆”，将 “正室” 的职责履行得滴水不漏。但在这份 “得体” 背后，是她对 “家庭权力” 的掌控欲 —— 李瓶儿活着时，西门庆对李瓶儿的偏爱，让吴月娘的正室地位受到了威胁；如今李瓶儿死了，她需要通过 “主持丧事” 来重申自己的 “正室权威”，同时也需要通过 “安慰西门庆” 来巩固自己与西门庆的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吴月娘对官哥的态度 —— 官哥死后，她虽表面悲伤，却从未像李瓶儿那样 “茶饭不思”；李瓶儿死后，她也从未主动提起 “照顾官哥的后事”，反而更关心 “西门府的开销” 与 “官场的应酬”。这种 “冷漠”，并非吴月娘天性凉薄，而是封建正室的 “身份枷锁”—— 在她眼中，“家族利益” 永远高于 “个人情感”，她的职责是维护西门府的 “体面”，而非沉溺于儿女情长。
孟玉楼则是西门府中的 “中庸者”。她既不像潘金莲那样争风吃醋，也不像吴月娘那样刻意维护权威，更不像孙雪娥那样懦弱无能。李瓶儿丧事期间，她 “一面帮着吴月娘打理事务，一面又劝解潘金莲别太过分，一面还悄悄给西门庆送些清淡的饮食”，始终保持着 “不偏不倚” 的态度。孟玉楼的 “中庸”，源于她的 “清醒”—— 她深知自己是 “再嫁” 给西门庆，既没有吴月娘的正室名分，也没有李瓶儿的偏爱，唯有 “安分守己、左右逢源” 才能在西门府立足。她看透了潘金莲的嫉妒，却从不点破；她理解吴月娘的算计，却从不参与；她同情李瓶儿的悲剧，却从不表露 —— 这种 “清醒”，让她在西门府中得以 “安稳度日”，却也让她失去了人性的 “温度”。她就像一个 “旁观者”，看着身边的人争来斗去，却始终不愿（或不敢）投入真情，最终也只能在封建家庭的漩涡中，随波逐流。
至于孙雪娥，在第 65 回中几乎是 “隐形人”。她既没有资格参与丧事的核心事务，也没有能力像潘金莲那样争宠，只能 “在厨房帮忙烧火，偶尔出来给众人添茶”，甚至连哭李瓶儿的资格都没有。孙雪娥的 “边缘化”，是封建家庭中 “底层妾室” 的真实写照 —— 她没有背景、没有钱财、没有宠爱，只能在权力的最底层默默忍受，成为西门府中最不起眼的 “牺牲品”。
二、丧事排场中的社会缩影：明代中后期的 “士商融合” 与 “人情异化”
第 65 回中，西门庆为李瓶儿操办的丧事，绝非单纯的 “家庭事件”，而是明代中后期社会风貌的 “微缩模型”。从前来吊唁的人物、丧事的规模、官场的应酬，到宗教仪式的功利化，每一个细节都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深层矛盾：士商阶层的融合、官场的腐败、人情的异化与宗教的工具化。
（一）吊唁者的 “身份图谱”：士商融合背景下的利益共同体
西门庆的丧事上，前来吊唁的人物涵盖了 “官、商、士、僧” 等多个阶层，形成了一张复杂的 “利益关系网”。其中，以周守备、荆都监、夏提刑为代表的 “官场同僚”，是西门庆 “士商身份” 的直接体现 —— 西门庆本是商人，却通过 “捐官” 成为提刑所正千户，跻身官场；而周守备等人虽为官员，却需要西门庆在 “商业运作”（如盐引、绸缎生意）上提供便利，双方形成了 “官靠商敛财，商靠官撑腰” 的利益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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