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即便到了末路，潘金莲仍未放弃 “依附幻想”。她到王婆家后，第一件事便是 “打开包袱，拿出仅剩的胭脂水粉，对着破镜搽抹”，还对王婆说 “我虽年纪大了些，可姿色还在，若能再找个有钱的主儿，也能过好日子”。这种 “执迷不悟”，不是 “天真”，而是 “依附性思维” 的深入骨髓 —— 她一生都将 “姿色” 当作依附的筹码，将 “男人” 当作生存的靠山，从未想过靠自己活下去。书中有一个细节极具讽刺：王婆提议 “把你卖给东京的富商，能赚五十两银子，你也能过上好日子”，潘金莲竟欣然答应，甚至主动 “整理衣裳，盼着富商来接她”—— 她以为 “被转卖” 是新的依附机会，却不知这是王婆的又一场算计，也是她走向死亡的最后一步。
潘金莲的悲剧，在第 87 回达到顶峰：当武松冒充 “东京富商” 来接她时，她竟 “喜出望外，连忙梳妆打扮，连王婆的催促都觉得是‘好意’”；直到武松将她拖到武大郎灵前，她才 “吓得魂飞魄散，跪地求饶”，可此时的求饶已毫无意义 —— 她毒杀武大郎时的狠辣，私通西门庆时的放纵，欺压孙雪娥时的恶毒，早已为她的死亡埋下伏笔。最终，武松 “扯开她的衣裳，用尖刀割开她的胸膛，取出心肝，摆在武大郎灵前”，她的死亡方式，恰是对她 “欲望人生” 的终极讽刺：她一生用身体和情欲换取依附，最终也因身体和情欲失去性命。
潘金莲的末路，对当下社会仍有深刻警示：多少人将 “外在条件” 当作依附的资本，将 “他人帮助” 当作生存的捷径，却不知 “外在条件终会消逝，他人帮助终会停止”。有人靠容貌讨好他人，却在年老色衰后被抛弃；有人靠关系获取工作，却在关系断裂后失业；有人靠借贷维持奢华，却在债务到期后破产。这些人的悲剧，与潘金莲如出一辙：他们将自己的人生主动权交给他人，却不知 “依附” 从来不是 “避风港”，而是 “通往毁灭的捷径”—— 一旦失去依附，便会像潘金莲一样，摔得粉身碎骨。
（二）王婆：贪婪者的自掘坟墓
第 87 回的王婆，是 “贪婪吞噬人性” 的典型。她一生以 “贪财” 为最高目标，从 “撮合潘金莲与西门庆” 到 “收留潘金莲再转卖”，每一步都充满算计：为西门庆撮合时，她 “步步为营，先试探潘金莲，再设计让两人私通，最后索要十两银子”；收留潘金莲时，她 “先收五两银子作‘住宿费’，再盘算转卖赚差价”；甚至在武松冒充富商来买潘金莲时，她还 “故意抬高价格，从五十两银子涨到六十两，想多赚十两”。可她的贪婪，最终将自己推向了死亡 —— 她以为 “多赚十两银子” 是 “精明”，却不知这十两银子，是武松为她设下的 “死亡陷阱”。
王婆的 “贪婪”，体现在她对 “银子” 的极致执念。书中描写她每次拿到银子，都会 “放在嘴里咬一咬，再小心翼翼地锁进箱子，连睡觉时都要把箱子放在床头”；当武松提出 “先付二十两定金，剩下的四十两待潘金莲到东京后再付” 时，她竟 “不放心，非要武松写下欠条，还让邻居作保”—— 这种 “锱铢必较”，暴露了她的贪婪已深入骨髓：她不在乎潘金莲的死活，也不在乎 “转卖人口” 是否违法，只在乎自己能赚多少银子。可她最终的结局，却是 “被武松用尖刀割开喉咙，箱子里的银子散落一地，无人收拾”—— 她一生追逐的银子，最终成了她的 “陪葬品”，却再也无法被她占有。
王婆的悲剧，不是 “偶然的不幸”，而是 “贪婪无度” 的必然。她从一开始就知道潘金莲毒杀武大郎，却为了银子 “帮她掩盖真相”；她明知转卖人口是违法行为，却为了银子 “铤而走险”；她甚至在武松的刀抵住喉咙时，还 “试图用银子求饶，说‘我把银子都给你，你放我一条活路’”—— 她到死都不明白，自己的死亡不是因为 “没银子”，而是因为 “太贪婪”。这种 “贪婪至上” 的思维，在当下社会依然普遍：有人为了赚钱，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最终因食品安全问题锒铛入狱；有人为了升职，陷害同事、泄露商业机密，最终因品行不端被开除；有人为了贪小便宜，参与电信诈骗，最终因违法犯罪被逮捕。这些人的结局，与王婆一样：他们以为 “贪婪能带来财富”，却不知 “贪婪只会带来毁灭”—— 财富越多，欲望越大，最终只会被欲望吞噬，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三）武松：复仇者的人性挣扎
第 87 回的武松，不再是《水浒传》中 “快意恩仇的英雄”，而是 “伦理崩坏社会中，人性挣扎的复仇者”。他的复仇，带着 “正义的愤怒”，也带着 “暴力的残酷”；带着 “为兄报仇的决心”，也带着 “自我毁灭的倾向”—— 他的形象，暴露了 “底层人物在黑暗社会中的无奈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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