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二年的夏秋之交，关内道与河东道的广袤土地上，正经历着一场剧变。随着吴堡寨、盐池张氏、马场刘氏等几个跳得最凶的地方豪强被新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剿灭，其族长伏诛，田产抄没，家族星散的消息如同最凛冽的寒风，吹遍了所有尚存观望或抵触心思的世家豪族心头。那火炮的轰鸣与燧发枪的弹雨，不仅摧毁了反抗者的坞堡和肉体，更彻底击垮了旧势力们心中最后一道抵抗的壁垒。
血腥的镇压带来了意料之中的震慑效果。各地清丈田亩、登记造册的工作阻力大减，虽然依旧存在拖延、隐瞒等软性对抗，但公开的、激烈的武装反抗几乎绝迹。朝廷派出的御史和干员们，手持新式丈量工具和标准章程，在少量新军或忠诚府兵的护卫下，得以相对顺利地深入乡里，将以往被世家豪强隐匿的大量田亩，逐渐清查出来，登记在官府的鱼鳞图册之上。
然而，李世民和他的核心智囊团深知，纯粹的武力镇压只能换取一时的顺从，而非长治久安。要真正将这项触及根本利益的改革推行下去，并减少社会动荡，必须在挥舞大棒的同时，适时地抛出一些胡萝卜，进行利益交换，将一部分失去特权的势力，引导到新的、对朝廷同样有利的发展轨道上来。
在两仪殿的一次小范围会议上，房玄龄、长孙无忌、林昊等人向李世民汇报了新政推行的最新进展，并着重讨论了后续的“安抚”与“引导”策略。
“陛下，”房玄龄捋须道，“雷霆手段已显其效，各地豪强如今已是惊弓之鸟，不敢明面抗拒。然，其心中怨怼与损失感依旧存在，若长期压抑，恐生他变。是时候，将林郡公此前所提‘疏导’之策，付诸实施了。”
长孙无忌补充道：“臣与户部、工部、市舶司官员议过，可向这些地方势力开放一些非核心领域，尤以海外贸易为佳。此业利润丰厚，正可弥补他们因纳税而损失的部分收益。且将其资本引向海外，亦有助缓解国内土地兼并之压力。”
林昊对此深表赞同，并提出了更具体的操作方案：“陛下，可颁布敕令，允许民间资本自行组建船队，采购货物，从事海外贸易。但需加以规范管理：其一，所有出海货物，必须通过朝廷指定的官办码头进行集散、装卸；其二，所有出港船只及货物，须接受市舶司的严格检查，确保无违禁之物；其三，按货物价值，课以合理的商税。如此，朝廷既能掌控贸易大局，收取税赋，又能将这些势力的注意力引向海外。”
李世民仔细聆听着，眼中精光闪动。他明白，这不仅是经济手段，更是高明的政治策略。他最终拍板：“准！便依此议。由中书省拟定细则，昭告天下。尤其要向关内、河东两地，以及那些损失较大的世家，明确传达此意。告诉他们，朕并非要绝其生路，只要遵纪守法，大唐海阔天空，自有其新的用武之地！”
很快，一道道补充诏令和政令从长安发出，如同涟漪般扩散开来。朝廷明确表示，鼓励民间参与海外贸易，并将在登州、莱州、扬州、广州等主要港口，设立或扩建官办码头和市舶司机构，为民间商船提供停泊、补给、货物检验及征税等一站式服务。同时，朝廷的官方贸易船队，也愿意与具备实力的民间商队合作，共享部分航线信息，甚至提供一定的武装护航。
当这些旨在“疏导”和“补偿”的政策传到各地，尤其是传到那些刚刚经历“割肉”之痛的世家豪族耳中时，所引起的反响是复杂而迅速的。
起初是惊疑不定。他们被朝廷的铁腕吓破了胆，不敢相信皇帝会如此“仁慈”地给他们指出一条新路。
“这……这不会是朝廷的诱饵吧？等我们投入巨资组建船队，再来个一网打尽？”一些谨慎的族老提出质疑。
然而，当看到朝廷确实在实实在在地建设官办码头，市舶司的章程也写得清清楚楚，甚至有一些与朝廷关系较近、或者本就涉足沿海贸易的家族已经开始试探性地行动时，观望者们终于坐不住了。
巨大的利益诱惑，以及在国内失去土地暴利后寻求新出路的迫切需求，最终压过了疑虑。一场由朝廷政策引导、世家豪族资本驱动的“下海”热潮，开始在关内、河东乃至更广阔的地区悄然兴起。
卢承宗虽然人在长安，心灰意冷，但家族的生存本能驱使着他必须做出决断。在反复权衡，并派出心腹子弟实地考察了登州港后，他最终拍板：“抽调三成家族能动用的流动资金，再变卖部分关内非核心田产，组建‘卢氏海贸商行’！先从熟悉的丝绸、瓷器入手，租用可靠海船，派得力旁支子弟带领，走倭国、南洋航线！”
卢氏数百年来积累的人脉和商业经验此刻发挥了作用。他们很快与江南的丝商、越窑的窑口搭上了线，利用以往的内陆销售网络反向采购优质货源。第一批满载丝绸和精美瓷器的卢家商船，在贞观十二年秋，于登州官办码头接受了市舶司的检查，缴纳了关税后，缓缓驶向大海。尽管前途未卜，风险巨大，但这标志着这个古老的门阀，开始艰难地转身，试图在蓝色的海洋上寻找家族延续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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