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关于海防的争论并未因陈远的沉寂而停歇，反而因为“靖海”艇测试数据的逐步披露而有了新的焦点。醇亲王一系极力鼓吹“快艇守口”之策有效，应尽快在闽、浙、粤等要害海口铺开建造，并提议由朝廷专设“海防快艇督办”一职，统筹此事。
李鸿章则针锋相对，坚持认为应以大型铁甲舰为海防根本，快艇只能作为辅助，且建造事宜应由南北洋大臣及各地船政局根据防务需要自行筹划，无需另设机构，徒增冗员和开支。他更指出，快艇虽廉，然数十艘累计，所费亦巨，且人员训练、港口维护、弹药补给皆成体系，非旦夕可成，当前国力，仍应优先保障已购大型舰船形成战力。
双方争执不下，太后不胜其烦。这一日，她忽问恭亲王：“福州船政局，如今是谁在管着？造舰进度如何？”
恭亲王回道：“回老佛爷，船政局如今由沈葆桢沈大人兼管，近年来仿造了一些中小舰只，略有进步。然自主之能仍弱，颇赖洋员。”
太后沉吟片刻：“沈葆桢……也是个肯做事的。这快艇的事儿，吵得人头昏。既然陈远的法子造出了一条，看着也还使得，总归要多几条试试，才知好坏。福州那边，既有底子，就让他们也试着造一条看看。用料、工匠、花费，都细细报上来。南北都造，比比看，到底哪家的法子更稳妥，更省钱。”
这道旨意，巧妙地将皮球踢给了地方，既回应了醇亲王扩大建造的呼声，又符合李鸿章“各地自筹”的部分主张，更将陈远的“技术”与具体“执行”进行了切割和分散。太后意在制衡，也意在观察。
消息传到福州船政局，沈葆桢既感压力，也觉是个机会。若能成功仿造甚至改进“靖海”艇，无疑是政绩。但他也深知其中技术门槛，尤其是那新式速射炮和钢壳工艺。他立刻想到与西山制造局合作，但陈远已然失势，直接联系恐有忌讳。于是，奏折中，他委婉提出：“……‘靖海’艇乃陈远创制，机巧核心，恐仍需原厂指导。可否请旨，令西山制造局酌情派遣熟手匠师南下协助，或开放部分紧要图纸，以利仿制？”
这份奏折，又将问题轻轻抛回了朝廷，抛向了那个正在“潜渊”的陈远。
陈远在第一时间通过醇亲王的渠道，得知了太后的旨意和沈葆桢的奏请。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将他影响力重新向南渗透、并且光明正大介入东南海防事务的机会，尽管是以一种受限的、技术支援的形式。
他当夜起草了一份条陈，通过醇亲王转呈。在条陈中，他“欣然”表示愿为朝廷海防大业尽力，西山制造局可酌情提供“靖海”艇的非核心图纸副本及部分公开技术参数，并可应福州船政局之请，派遣“数名精通钢壳铆接及轮机调试之匠师”南下指导。但他同时强调：“制造局匠师精于技艺，然于船政全局、人员管束皆为外行，只宜技术顾问，不可干预船政局公务。且匠师派遣，关乎京局本职，人数不宜多，时限不宜长，所需经费，亦需闽省承担。”
这番表态，既展现了配合，又划清了界限，避免了授人以“干预地方”、“培植私人”的口实，更将经济责任推了出去，显得公私分明，低调务实。
醇亲王对他的识趣颇为满意，在太后面前为其转圜。很快，朝廷批复同意，命西山制造局“择派妥实匠役二三人，携相关图说，赴闽协造”。同时，也对福州船政局提出要求：“着该局虚心讲求，务期实济，仍将仿造情形、工料细数，随时奏报。”
一纸文书，将陈远与遥远的福州，重新连接起来。尽管这连接纤细而脆弱，且充满了监视与限制。
福州船政局，杨芷幽很快从工匠们的闲聊中，听到了“京里要来人指导造快艇”的风声。她的心猛地提了起来。京里来的，会是陈远的人吗？哪怕是与他相关的人？
她不知道，自己藏起的那一页冯墨签名的旧账，与她刚刚听到的消息，正在命运丝线的两端，悄然靠近。
而在西山，陈远正在冯墨提供的匠师名单上勾选。他选择了一位经验丰富、沉默寡言的老铆工，和一位对蒸汽机调试颇有心得、家眷皆在京的中年技师。他亲自召见二人，嘱咐道：“此去福建，只谈技术，不问其他。做好本分，谨言慎行。福州船政局水深，凡事多看多听，少说少问。定期将技术疑难及所见所闻，通过制造局正常公文渠道报回即可，不要另生枝节。”他顿了顿，似是无意地补充了一句，“闽地风情与京师大异，若有见到什么特别的……人或事，亦可略记一笔。”
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加上最后这句。或许，只是内心深处那点从未熄灭的、关于星火微光的渺茫期待。
北风卷着寒意，掠过西山。南下的匠师即将启程。岚屿依旧在雾中沉默。福州船政局的工棚里，杨芷幽借着油灯微弱的光，再次展开那页写着“冯墨”名字的残纸，指尖轻轻抚过字迹。
星火虽微，聚之可燎原。散落的火星，在时代的寒风中飘摇，不知最终，会点燃希望，还是焚尽自身。南下的使者，与隐匿的追寻者，即将在命运交织的港口，迎来一次无人知晓的、可能改变一切的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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