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成都小朝廷，确实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周边直辖地区，能调动的禁军与镇兵，满打满算不过五六万人。面对两个方向扑来的二十万大军，无论是兵力还是态势，都处于绝对劣势。
然而，王建毕竟是一代枭雄，留下的军事底蕴非同小可。他一手打造的禁军核心以及忠于王室的部分镇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在王宗翰、王总弼等几位宿将的指挥下，依托绵州、梓州等地的险要地形和坚固城防，进行了殊死抵抗。
一场席卷大半个蜀中的惨烈内战，就此爆发。
战场主要集中在金牛道（北线）和涪江水道（东线）沿线。蜀中的锦绣河山，瞬间化为修罗战场。
在绵竹关，王宗杰的叛军日夜猛攻，守军血战一月，尸积如山，关墙几度易手。
在梓州城下，王宗辂大军连营数十里，采用穴地、火攻等多种方式攻城，城内守军与百姓协力，拆屋为薪，煮粪为金汁，苦苦支撑。
双方在广阔的田野、丘陵地带反复拉锯，你今天攻占一县，我明日夺回一镇。投降、反正、再叛……混乱不堪。
最苦的，莫过于蜀地百姓。三支军队在此拉锯，征粮、拉夫、劫掠、屠城……无所不用其极。刚刚安稳了没几年的天府之国，再次陷入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境。田园荒芜，市井萧条，易子而食的惨剧时有发生。无数百姓或死于兵燹，或逃入深山，蜀地元气大伤。
这场残酷的内战，从至德五年春，一直持续到至德七年末，打了近三年。
战争的转折，在于资源的消耗和内部的稳固。成都朝廷虽然初期兵力劣势，但控制着最为富庶的成都平原核心区，以及国库储备，在持久消耗战中逐渐显现出后勤优势。而且，他们奉着“正统”旗号，在政治上具有一定号召力。
反观王宗杰和王宗辂，虽然初期势大，但毕竟是反叛，名不正言不顺。其麾下部队鱼龙混杂，各怀异志，一旦战事不顺，劫掠所得不足以维系，内部矛盾便开始激化。加之两人之间也存在竞争，无法真正做到协同作战。
至德七年夏，成都朝廷在稳住了东线王宗辂的攻势后，集中精锐，由名将王宗弼率领，在北线发起反击。经过一系列激战，终于将王宗杰的叛军主力击溃，将其残部逼退至剑门关以外的剑州一带，依靠天险负隅顽抗。
东线的王宗辂则更为凄惨。在长期的消耗战中，他的地盘不断缩小，兵员、粮秣补给困难。至德七年底，成都朝廷大军东进，连克数城，王宗辂一败再败，最终只剩下合州以东的狭小地域，民少兵寡，已是苟延残喘。
至德八年春，当大夏王朝在钱镠治下呈现出一片国泰民安、驰道纵横的盛世景象时，曾经富庶的蜀中大地，却已是满目疮痍。三股势力（成都朝廷、退守剑州的王宗杰、困守合州以东的王宗辂）依然对峙，但大规模的会战已经停止，转而进入一种疲惫的僵持状态。
成都小朝廷虽然取得了优势，但自身也元气大伤，国库空虚，军力疲敝，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清剿行动，只能勉强维持着对核心区域的统治。
这场持续近三年的同室操戈，几乎耗尽了王建时代积累的所有国力。昔日“二十万带甲”的强蜀，如今已是外强中干，内部四分五裂，民生凋敝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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