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十二年，四十二岁的太子钱传璟从六十三岁的父皇钱镠手中接过玉玺，登基为帝。他谨记太上皇“不恋权位，传承有序”的教诲，并在至德三十二年，自己六十二岁时，做出了同样惊人的决定——禅位于他精心培养、时年十八岁的八皇子钱弘俶。父子两代主动禅让，为大夏王朝奠定了平稳的权力交接基调，史官亦得以在长达数十年的“至德”年号下，清晰地记录着帝国的极盛之路。
至德二十五年，经过多年的征伐与经营，大夏的疆域已囊括了整个天竺。然而，这片土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治理难题。大夏本土（含各类奴隶）人口不过八千万，而天竺一地，包含奴隶与贱民，人口竟高达七千万！以往在草原、东北、云南等地行之有效的“减丁”、“迁徙”、“归化”策略，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显得力不从心。
首任天竺总督、老臣冯道洞察到印度教种姓制度对底层民众的强大束缚力，上书建议：“陛下，天竺之民，重轮回而轻现世，畏婆罗门甚于畏刀兵。我朝无需事必躬亲，只需掌控其僧侣与贵族，以土人治土人，则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朝廷采纳此策，与天竺本土的婆罗门、刹帝利阶层达成妥协，大夏掌握最高统治权和军事权，而将基层社会治理很大程度上交给了原有的印度教体系。
妥协统治并非毫无代价。天竺北部，尤其是印度河流域，存在着大量皈依ysl教的民众。他们的信仰与印度教格格不入，组织性也更强，对大夏推行的“以土治土”政策构成了潜在威胁。同时，正值阿拔斯王朝分崩离析，波斯等地崛起的诸多总督国，多为狂热的ysl教军阀，他们视近在咫尺的天竺为扩张信仰的目标，并与当地msl势力暗通款曲。
钱传璟在位后期，采纳了冯道的又一毒计：“兴佛抑伊，引外耗内”。朝廷一方面在天竺大力扶持佛教，宣扬佛法慈悲，同时刻意挑动印度教与ysl教的千年矛盾，并暗示将对msl进行清洗。
这一策略如同在火药桶上点燃了引线。在天竺北部，一场由大夏暗中支持、印度教贵族和佛教势力主导的、针对msl的迫害浪潮迅速掀起。寺庙被毁改为印度教神庙或佛寺，信众被强迫改宗，抵抗者则面临屠刀。
波斯的总督们出于宗教信仰和抵御大夏西进的战略考量，毅然介入天竺内战，支持当地的msl反抗力量。这场代理人战争持续了整整十年（至德二十六年至至德三十五年）。
战争的结果是毁灭性的。印度河流域，这片古老的文明发源地，成为了人间地狱。双方反复拉锯，城池在攻防中化为废墟，农田荒芜，水利设施被破坏。大规模的屠杀与随之而来的瘟疫，导致了上千万的人口损失。印度河水常年泛着不祥的赤红，尸骸堵塞河道，腥臭之气弥漫数里，瘟疫横行，千里难见人烟。至德三十五年战事渐息时，天竺总人口骤降三成。大夏朝廷通过这惨烈的一石二鸟之计，既沉重打击了天竺的msl势力，也极大地消耗了波斯诸国的国力与兵力。
至德三十二年，年轻的钱弘俶在血雨腥风后的帝国巅峰登基。他延续“至德”年号，却开启了一个更具宗教狂热色彩的扩张时代。这位皇帝个人笃信佛教，但他的信仰并非纯粹的慈悲，而是带着强烈的“护法”与“传道”的征服欲望。他有一个奇特的原则：不在中原夏人中强行推行佛教，却极力强迫被征服的异族，尤其是ysl信徒皈依佛门。他成为天竺佛门的最大保护者，甚至被南海诸岛国的小乘佛教徒尊为“转轮圣王”或“活佛”。
至德四十五年，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和对天竺的进一步整合，钱弘俶下达了震惊世界的诏令：西征波斯，以佛焰净清真！
他集结了二十万大夏核心禁军，二十万来自西域、草原各道的精锐骑兵，并征发天竺的印度教和佛教信徒组成了六十万仆从军，号称百万，以老将符彦卿为统帅，郭荣、李筠、赵匡胤、曹彬、史彦超、慕容延钊等少壮派军官为将领，浩浩荡荡向西进发。
钱弘俶的出征誓言赤裸而残酷：“令彼等弃邪归正，皈依我佛。城下之日，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凡新附之民，男子皆需先入佛门侍奉二十年，方可还俗成家！” 这道命令充满了悖论：成年人若信佛，则晚年才能婚配；孩童若被送入寺庙，则其信仰易于被彻底塑造。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断绝ysl教的传承。
面对这等旨在亡族灭教的威胁，波斯及周边的ysl世界展现了空前的团结。法蒂玛王朝、萨曼王朝残余、白益王朝等，几乎搜刮了所有能拿起武器的男子，集结了一支近两百万人的庞大军团。这是信仰存亡之战，双方在波斯高原东部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混战。
ysl战士虽然悍不畏死，但除了各国核心的古拉姆、马穆鲁克禁卫军外，大部分征召兵缺乏训练和精良装备，指挥体系也混乱不一。反观夏军，装备精良，纪律严明，战术先进，更有数十万被宗教信仰驱使的天竺仆从军作为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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