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最初将这些案件视为孤立的劫车案处理，直到刑侦大队长李政发现了其中的规律。这个有着二十年办案经验的老刑警，在办公室里铺开深圳地图，用红笔标记出所有失踪案的最后出现地点，惊讶地发现这些点竟然都围绕着机场和几条主要国道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更关键的是，所有受害者都是男性司机，致死原因不是常见的刀伤而是钝器重击，且口鼻均被胶带封堵。这种手法显示作案者中有女性参与，目的是防止受害者呼救。
李政决定采取最原始也最有效的方法，那就是蹲守。他带着队员们在机场候机厅、国道服务区等重点区域轮流值守，像猎人一样观察着每一个可疑的年轻女性。1994 年 6 月的一个闷热午后，连续蹲守了四天的李政注意到一个穿低胸黑衣的女孩。她不像其他乘客那样关注航班信息，而是频频扫视停车场的高档轿车，眼神飘忽不定。当一辆丰田车驶出停车场时，女孩快步上前拦住，几句交谈后便坐上了副驾驶座。
跟上！ 李政低声下令，警车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丰田车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突然加速狂奔。一场惊心动魄的追车戏在深圳街头上演，老旧的警车渐渐被拉开距离。李政果断向局里请求支援，调来当时警队最好的公爵王轿车继续追踪。经过十多分钟的高速追逐，丰田车在一个死胡同里被迫停下。当警察控制住司机时，那个黑衣女孩突然尖叫起来，拼命挣扎想要逃跑，但一切都太晚了。
这个女孩正是 六魔女 之一的文亚纳。起初她拒不承认，编造各种谎言试图蒙混过关。审讯室里，李政没有急于施压，而是将一份份失踪者家属的报案材料放在她面前。当看到一张受害者与年幼女儿的合影时，这个一直强硬的女孩突然沉默了。经过一夜的心理较量，天快亮时，文亚纳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断断续续地供述了整个团伙的犯罪事实。
根据文亚纳的交代，警方迅速制定了抓捕计划。1994 年 6 月 18 日凌晨，数十名刑警同时突袭了团伙成员分散居住的五个窝点。在张小建和付红琼同居的出租屋里，警方搜出了带血的铁榔头、捆绑受害者用的绳索，以及塞满衣柜的赃款赃物。付红琼当时正敷着面膜，看到破门而入的警察，脸上的精华液和泪水混在一起，淌成了诡异的溪流。在另一个窝点，谢秀云还在数着刚分的赃款，钱散落一地，如同她们犯下的累累罪行。
48 小时内，张小建、付红琼等 15 名团伙成员全部落网，只有负责销赃的邱敬辉暂时逃脱。审讯室里上演着百态人生：张小建故作镇定地抽烟，直到听到 二字才瘫软在地；付红琼哭着推卸责任，声称自己是被男友胁迫；年纪最小的刘瑜香则吓得浑身发抖，主动交代了所有细节以求宽大处理。当警察问她们是否后悔时，付红琼的回答令人脊背发凉：后悔没早点收手，赚够钱就走。
随着审讯的深入，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数字浮出水面：这个团伙在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疯狂作案 21 起，造成 17 名司机死亡、1 人重伤，抢劫车辆 18 辆，涉案金额高达 629 万元。这些车辆经过改装后，通过邱敬辉的关系网销往广东各地，最远的甚至卖到了福建。每辆车售价从几万到十几万不等，赃款被他们挥霍在吃喝玩乐上，平均每人每月开销超过当时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
1995 年 12 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起轰动全国的恶性劫车杀人案。法庭外挤满了受害者家属和围观群众，有人举着 血债血偿 的标语，有人带着受害者的遗像，空气中弥漫着悲伤与愤怒。当法警押着 16 名被告人走进法庭时，旁听席上爆发出压抑不住的啜泣和怒骂。这 16 名被告人中，最大的 26 岁，最小的刘瑜香只有 19 岁，她们曾经青春靓丽的脸上，此刻只剩下麻木和恐惧。
庭审现场揭开了更多令人发指的细节。据公诉机关指控，付红琼参与杀害了 6 名司机，是女性成员中作案最多的。她不仅负责色诱，有时还会亲自参与捆绑受害者。有一次，一名司机在被袭击后没有立即死亡，是付红琼找来毛巾，死死捂住了他的口鼻。而张小建作为团伙的核心，策划了每一起案件，亲手杀害了 3 名受害者。他在法庭上毫无悔意，甚至还向法官抱怨看守所的伙食太差。
案件中最令人唏嘘的是付立敏的转变。这个起初极力劝姐姐收手的女孩，在第一次分到一万元赃款后彻底沉沦。她参与杀害了一名司机，但在最后一次作案时，因于心不忍偷偷放走了受害者，这成为她后来获得死缓的关键。庭审时，她与姐姐付红琼隔着被告席相望，眼神复杂。当法官询问她为何参与犯罪时，这个才 20 岁的女孩茫然地说：大家都在做，钱来得太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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