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 7 月的上海,奥运火炬传递的余温尚未散尽。外滩的万国建筑群被彩灯勾勒出精致的轮廓,南京路上随处可见举着 “北京欢迎你” 标语的游客,就连弄堂里卖生煎包的小摊,收音机里都循环播放着奥运主题曲。但谁也没料到,在昭化路那片新旧交织的居民楼里,一场足以撕裂两个家庭的悲剧,正在浓得化不开的夜色里酝酿。
7 月 7 日凌晨 5 点 20 分,银林大厦的清洁工周阿姨像往常一样推着清洁车上楼。这栋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居民楼只有 6 层,楼道里没有电梯,墙壁上布满了搬家公司和装修队的小广告,昏暗的声控灯要跺三下脚才会亮。当她走到 4 楼转角时,一股刺鼻的血腥味突然钻进鼻腔。不是菜市场那种新鲜猪肉的腥味,而是带着铁锈味的、令人作呕的血腥气。
周阿姨心里发毛,哆哆嗦嗦地跺了跺脚,声控灯 “咔嗒” 一声亮起。下一瞬,她的尖叫刺破了清晨的宁静:6 楼通往天台的楼梯口,一个金发女子蜷缩在那里,白色连衣裙被染成了深红色,裙摆还在滴滴答答地往下淌血。她的金色长发凌乱地铺在台阶上,几缕发丝黏在苍白的脸颊上,原本应该闪烁着笑意的蓝色眼睛,此刻空洞地望着天花板。
5 点 30 分,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的警车呼啸而至。刑侦支队的李队长跳下车时,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珠,奥运前夕发生外籍人士命案,一旦处理不好,很可能引发国际关注。他戴着白手套走进楼道,每一步都格外小心:楼梯扶手的铜制部分还留着夜露的冰凉,第 5 层台阶上有一枚清晰的血鞋印,鞋码大概是 42 码,鞋底花纹是常见的波纹状,像是夜市里卖的廉价运动鞋。
“死者身份确认了吗?” 李队长蹲下身,目光落在女子手腕上的银色手链上,那是一个小众设计师品牌,链身刻着 “Diana” 的字样。
“初步确认是 402 室的租客,加拿大籍,叫戴安娜?威尔逊,23 岁,职业是模特。” 年轻警员小张递过来一本翻开的护照,照片上的女孩笑容灿烂,眼神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她 6 月 24 日才入境,签证有效期 3 个月。”
戴安娜的公寓门虚掩着,推开时发出 “吱呀” 的老旧声响。客厅的落地窗敞开着,白色的窗帘被晨风吹得猎猎作响。沙发上扔着一件米色针织衫,茶几上还放着半杯没喝完的牛奶,旁边散落着几张模特走秀的宣传单,其中一张是上海时装周的邀请函,日期就在 7 月 15 日。
刑侦技术人员在房间里忙碌着:电视柜的抽屉被整个拉了出来,里面的化妆品和首饰撒了一地;卧室的衣柜门敞开着,几件挂着吊牌的新衣服掉在地上;床头柜上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充电器还插在插座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卧室地板上的血迹:从床边到门口,有一串断断续续的血脚印,像是死者在逃跑时留下的,而在墙角,还有一片直径约半米的血泊,凝固的血液边缘已经发黑。
“李队,你看这个。” 技术科的老王指着门口的鞋柜,“鞋柜上有个脚印,像是有人踩在上面往屋里看。而且门锁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应该是熟人作案,或者…… 死者自己没锁门。”
当天上午 9 点,戴安娜的室友夏洛特被警方接到了警局。这个 22 岁的法国女孩穿着一件黑色 T 恤,眼睛红肿得像核桃,手里紧紧攥着戴安娜送她的生日项链,那是一条银色的小月亮项链,戴安娜说 “月亮能在黑夜照亮回家的路”。
“戴安娜是我见过最乐观的人。” 夏洛特的中文带着浓重的法语口音,说话时还在不停发抖,“我们去年在巴黎时装周认识的,她说上海是‘东方巴黎’,一定要来这里看看。3 个月前,我们一起租下了 402 室,房租是她付的大头,因为她接的秀更多。”
夏洛特回忆,戴安娜对上海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她会拉着夏洛特去城隍庙吃小笼包,虽然每次都会被辣得直吐舌头;她会在周末去田子坊画画,把弄堂里的老房子都画进速写本;就连楼下卖水果的张大爷,都记得这个 “会说‘谢谢’的外国姑娘”。不过戴安娜也有个让夏洛特担心的习惯:她总觉得 “上海很安全”,出门买瓶牛奶都不锁门,有时候晚上睡觉,客厅的窗户也忘了关。
“7 月 6 日晚上 8 点,她还跟我视频通话。” 夏洛特的声音突然哽咽,“她说刚从云南回来,带了普洱茶要给我尝。视频里她还在笑,说下周要去北京看奥运比赛……” 说到这里,她再也忍不住,趴在桌子上失声痛哭。
警方很快核实了夏洛特的说法。戴安娜 6 月 28 日到 7 月 4 日在云南参加一个旅游宣传片的拍摄,7 月 5 日才返回上海。她的经纪人王女士告诉警方,戴安娜性格开朗,合作过的品牌方都对她评价很高,没听说她跟人结过仇。“她还说想在上海长期发展,正在学中文,手机里全是中文学习 APP。” 王女士叹了口气,“昨天下午她还跟我确认下周的工作行程,怎么突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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