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 7 月的上海，奥运火炬传递的余温尚未散尽。外滩的万国建筑群被彩灯勾勒出精致的轮廓，南京路上随处可见举着 “北京欢迎你” 标语的游客，就连弄堂里卖生煎包的小摊，收音机里都循环播放着奥运主题曲。但谁也没料到，在昭化路那片新旧交织的居民楼里，一场足以撕裂两个家庭的悲剧，正在浓得化不开的夜色里酝酿。
7 月 7 日凌晨 5 点 20 分，银林大厦的清洁工周阿姨像往常一样推着清洁车上楼。这栋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居民楼只有 6 层，楼道里没有电梯，墙壁上布满了搬家公司和装修队的小广告，昏暗的声控灯要跺三下脚才会亮。当她走到 4 楼转角时，一股刺鼻的血腥味突然钻进鼻腔。不是菜市场那种新鲜猪肉的腥味，而是带着铁锈味的、令人作呕的血腥气。
周阿姨心里发毛，哆哆嗦嗦地跺了跺脚，声控灯 “咔嗒” 一声亮起。下一瞬，她的尖叫刺破了清晨的宁静：6 楼通往天台的楼梯口，一个金发女子蜷缩在那里，白色连衣裙被染成了深红色，裙摆还在滴滴答答地往下淌血。她的金色长发凌乱地铺在台阶上，几缕发丝黏在苍白的脸颊上，原本应该闪烁着笑意的蓝色眼睛，此刻空洞地望着天花板。
5 点 30 分，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的警车呼啸而至。刑侦支队的李队长跳下车时，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珠，奥运前夕发生外籍人士命案，一旦处理不好，很可能引发国际关注。他戴着白手套走进楼道，每一步都格外小心：楼梯扶手的铜制部分还留着夜露的冰凉，第 5 层台阶上有一枚清晰的血鞋印，鞋码大概是 42 码，鞋底花纹是常见的波纹状，像是夜市里卖的廉价运动鞋。
“死者身份确认了吗？” 李队长蹲下身，目光落在女子手腕上的银色手链上，那是一个小众设计师品牌，链身刻着 “Diana” 的字样。
“初步确认是 402 室的租客，加拿大籍，叫戴安娜?威尔逊，23 岁，职业是模特。” 年轻警员小张递过来一本翻开的护照，照片上的女孩笑容灿烂，眼神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她 6 月 24 日才入境，签证有效期 3 个月。”
戴安娜的公寓门虚掩着，推开时发出 “吱呀” 的老旧声响。客厅的落地窗敞开着，白色的窗帘被晨风吹得猎猎作响。沙发上扔着一件米色针织衫，茶几上还放着半杯没喝完的牛奶，旁边散落着几张模特走秀的宣传单，其中一张是上海时装周的邀请函，日期就在 7 月 15 日。
刑侦技术人员在房间里忙碌着：电视柜的抽屉被整个拉了出来，里面的化妆品和首饰撒了一地；卧室的衣柜门敞开着，几件挂着吊牌的新衣服掉在地上；床头柜上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充电器还插在插座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卧室地板上的血迹：从床边到门口，有一串断断续续的血脚印，像是死者在逃跑时留下的，而在墙角，还有一片直径约半米的血泊，凝固的血液边缘已经发黑。
“李队，你看这个。” 技术科的老王指着门口的鞋柜，“鞋柜上有个脚印，像是有人踩在上面往屋里看。而且门锁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应该是熟人作案，或者…… 死者自己没锁门。”
当天上午 9 点，戴安娜的室友夏洛特被警方接到了警局。这个 22 岁的法国女孩穿着一件黑色 T 恤，眼睛红肿得像核桃，手里紧紧攥着戴安娜送她的生日项链，那是一条银色的小月亮项链，戴安娜说 “月亮能在黑夜照亮回家的路”。
“戴安娜是我见过最乐观的人。” 夏洛特的中文带着浓重的法语口音，说话时还在不停发抖，“我们去年在巴黎时装周认识的，她说上海是‘东方巴黎’，一定要来这里看看。3 个月前，我们一起租下了 402 室，房租是她付的大头，因为她接的秀更多。”
夏洛特回忆，戴安娜对上海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她会拉着夏洛特去城隍庙吃小笼包，虽然每次都会被辣得直吐舌头；她会在周末去田子坊画画，把弄堂里的老房子都画进速写本；就连楼下卖水果的张大爷，都记得这个 “会说‘谢谢’的外国姑娘”。不过戴安娜也有个让夏洛特担心的习惯：她总觉得 “上海很安全”，出门买瓶牛奶都不锁门，有时候晚上睡觉，客厅的窗户也忘了关。
“7 月 6 日晚上 8 点，她还跟我视频通话。” 夏洛特的声音突然哽咽，“她说刚从云南回来，带了普洱茶要给我尝。视频里她还在笑，说下周要去北京看奥运比赛……” 说到这里，她再也忍不住，趴在桌子上失声痛哭。
警方很快核实了夏洛特的说法。戴安娜 6 月 28 日到 7 月 4 日在云南参加一个旅游宣传片的拍摄，7 月 5 日才返回上海。她的经纪人王女士告诉警方，戴安娜性格开朗，合作过的品牌方都对她评价很高，没听说她跟人结过仇。“她还说想在上海长期发展，正在学中文，手机里全是中文学习 APP。” 王女士叹了口气，“昨天下午她还跟我确认下周的工作行程，怎么突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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