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 年 8 月 7 日的沈阳,秋老虎仍在肆虐,铁西区的柏油路被晒得泛着油光,空气里混杂着工厂废气与路边小吃摊的油烟味。路官派出所的玻璃门被一只颤抖的手推开,三十多岁的李某跌撞着闯进来,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滚落,在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上晕开深色的印记。“警察同志,求求你们,我妻子任某失踪三天了!” 他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哽咽,双手下意识地绞在一起。
值班民警连忙起身安抚,递过一杯凉水。李某接过水杯却没喝,指尖因用力而泛白:“我已经去启工派出所报过案了,她单位在那边的辖区。可我实在放心不下,家就在这附近,再过来问问……” 他顿了顿,喉结滚动着补充道,“她是东北耐火材料厂的工人,8 月 5 号上夜班,本该半夜回家的,可天亮了也没见人影。我们全家找了两天,只在宝工街路边发现了她的自行车,车锁还好好的。”
民警的笔尖在记录本上飞速滑动,当听到 “自行车完好无损” 时,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在那个自行车仍是主要代步工具的年代,这种情况往往意味着事出反常。按照程序,路官派出所立即与启工派出所核实情况,两所民警一碰头,都觉得这起失踪案透着蹊跷。 一个按时上下班的女工,既无仇家也无外债,怎会突然凭空消失?当天下午,两派出所将案件正式上报至铁西区公安分局刑警一大队。
刑警一大队的办公室里,老式吊扇在头顶嗡嗡作响,吹散着空气中的烟草味。队长王德臣盯着桌上的报案材料,指节轻轻敲击着桌面。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公安,脸上刻着常年与罪犯打交道留下的坚毅纹路,从警三十年,经手的大案要案能装满两个档案柜。“三十多起?” 他拿起统计报表,声音陡然提高,“近一年铁西区就有三十多起女青年失踪案?”
旁边的副队长点头应道:“王队,都是近一年报的,大多是二十到四十岁的女工,失踪前都没留下明显线索。之前以为是个案,没往一块凑,现在任某这案子一出来,才发现不对劲。” 王德臣站起身,走到墙上的铁西地图前,手指在几个失踪者的居住地和工作单位之间划过,这些点零散分布在铁西区的各个角落,却隐隐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网。
“女青年失踪,无非两种可能。” 王德臣的声音带着多年刑侦经验沉淀的冷静,“要么被人贩子拐走,但城里姑娘警惕性高,这种情况极少;要么就是遇上了图财图色的亡命徒,杀人灭迹了。”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办公室里的年轻刑警,“但现在没有案发现场,没有尸体,没有目击者,以人查案的难度堪比大海捞针。”
尽管困难重重,刑警一大队还是迅速成立了专案组,由 308 侦探组负责初期侦查。然而半个月过去,排查工作毫无进展,308 侦探组又接到了新的紧急案件,此案便移交到了 202 侦探组手中。组长李福良刚满四十,身材高大挺拔,一双眼睛锐利如鹰,从警十七年,凭着一股韧劲破获过不少疑难案件。他手下的两名干将更是声名在外:吕永生擅长走访排查,能从看似无关的闲聊中捕捉关键信息;张东旭精通痕迹检验,再细微的物证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从关系网查起。” 李福良将三杯热茶推到两人面前,“失踪者之间有没有交集?她们的亲友、同事、邻居里,有没有行为异常的人?” 接下来的十天里,三人几乎泡在了铁西区的大街小巷。他们走访了三十多名失踪者的家属,翻阅了近百份询问笔录,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饿了就啃几口面包,渴了就喝路边的自来水。
8 月 25 日傍晚,吕永生带着一叠笔录冲进了办公室:“李队,有发现!任某、方某、王某这三个失踪的,都和一个叫曹亚祥的男人有联系!” 他指着笔录上的重点标记,“任某的丈夫李某和曹亚祥是沈阳铝材厂的同事,还是拜把子兄弟;方某和曹亚祥是同厂不同车间的工友;王某失踪前,有人见过她和曹亚祥一起逛菜市场。”
张东旭立刻调出曹亚祥的户籍资料:“曹亚祥,32 岁,沈阳本地人,铝材厂工人,1991 年头部工伤后就长期休假,现在靠伤残津贴生活。没有前科劣迹。” 李福良的手指在 “头部工伤” 几个字上停顿片刻:“工伤后性格有没有变化?人际关系怎么样?”“我问过他以前的工友,说他工伤前挺老实的,出事后就变了,整天泡在舞厅里,还跟不少女人不清不楚。” 吕永生补充道。
更关键的线索来自一位知情人的供述。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工告诉刑警,曹亚祥经常替李某接任某下班:“李某爱喝酒,有时候任某上夜班,他喝醉了就叫曹亚祥去接。曹亚祥每次都很乐意,还帮任某拎包,看着挺热心的。” 李福良眼睛一亮:“任某失踪那天,有没有人见过曹亚祥?” 知情人想了想:“好像没有,但有人说看到任某在选矿药剂厂门口的电话亭打过传呼,之后就没人见过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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