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刑侦史册上，有一个名字如同淬毒的尖刀，一旦提及，便会勾起人们对极端罪恶的恐惧记忆，他就是彭妙计。这个身高仅 1.58 米的男人，用远超常人想象的残忍手段，在数十年的人生里，将人性中所有的善念彻底碾碎，只留下令人发指的恶行。16 岁时，他为了微薄钱财，亲手将亲生母亲卖到江苏；两年后，又以亲妹妹为抵押，从江苏将母亲换回，转头却把母亲在江苏生下的亲弟弟再次变卖；数年后，就连自己的亲生小儿子，也成了他换取利益的 “商品”。
贩卖亲人的勾当，让他初次尝到不劳而获的甜头，却也彻底掐灭了他心中最后一丝人性的火苗。而真正让他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是 1998 年至 1999 年间，他带领犯罪团伙制造的一连串血腥惨案，77 条鲜活的生命倒在他们的屠刀之下， 每一起案件，都堪称人间炼狱，每一个细节，都足以让闻者心惊、见者落泪。
1966 年，一场席卷全国的大旱，让无数依靠土地生存的家庭陷入绝境。田地干裂得如同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庄稼在烈日下枯萎，颗粒无收。饥饿像一团挥之不去的阴霾，笼罩着每一个挣扎求生的人。彭妙计（原名彭易华），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灾荒之年的贫困农家。
关于他的父亲彭方理，公开资料中记载寥寥，只能从零星的线索里，拼凑出一个极其不堪的形象，懒惰成性，脾气暴躁。他从不愿为家庭付出半点辛劳，终日游手好闲，要么在村口与人闲聊扯皮，要么就四处游荡惹是生非。一旦在外受了气，或是因为自己的懒惰导致生活无着，他便会将所有怒火发泄在妻子身上，家暴成了这个家庭的常态。彭方理的拳头，不仅落在妻子的身上，更击碎了这个家本就微弱的温暖。
彭妙计的母亲石明月，本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有着传统女性的隐忍。但在丈夫长期的家暴与贫困生活的双重压迫下，她的性格逐渐变得扭曲、暴躁。她将生活的所有苦难，都转化为对孩子的冷漠与苛责，从未给过孩子们一丝应有的母爱与温情。作为家中的长子，彭妙计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一家五口挤在一间破旧的土坯房里，生活始终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
在彭妙计的童年记忆里，饱饭是一种奢侈。常常是一顿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接着就是几顿饥肠辘辘的等待。孩子们身上的衣服，永远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破旧款式，冬天里，寒风透过衣服的破洞钻进身体，冻得他们瑟瑟发抖，手脚长满冻疮，溃烂流脓也无人照料。这样的日子，看不到一丝希望，只有无尽的贫困与寒冷，日复一日地侵蚀着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父母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彭妙计和弟弟送到离家不远的一座小庙里寄养。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寺庙成了一些贫困家庭暂时安置孩子的 “避难所”，至少在寺庙里，孩子们能勉强填饱肚子，不用跟着家人一起挨饿。“庙寄” 这个带着无奈与辛酸的名字，也由此成了彭妙计早年的标签。
寺庙里的生活虽然清苦，每天要帮着僧人打扫、干些杂活，但至少能保证基本的生存。彭妙计在寺庙里，第一次感受到了片刻的安稳。后来，村里终于建起了一所简陋的学堂，几根木头搭起的架子，糊上泥巴就是墙壁，破旧的桌椅参差不齐。
彭妙计凭借着寺庙僧人的帮助，获得了短暂的上学机会。学堂的老师见他虽然瘦弱，但眼神里透着一股机灵劲儿，便为他改名为 “彭妙计”。老师或许是希望这个苦命的孩子，将来能有 “妙计” 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寄托着美好期望的名字，日后会与无数罪恶紧密相连，成为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好景不长，随着政策的变化，寺庙被拆除。彭妙计和弟弟失去了这个临时的 “家”，不得不离开寺庙。弟弟彭易伟早已习惯了寺庙的生活，也厌倦了家中的冷漠，选择继续出家，远走他乡。而彭妙计，却别无选择，只能回到那个毫无温暖可言的家。
回到家后，乞讨与饥饿再次成为他生活的主旋律。为了活下去，父母带着全家踏上了逃荒之路，一路颠沛流离，最终辗转到周至县，投靠妻子的姨母石明兰。原以为投靠亲戚，能让这个濒临破碎的家获得一丝生机，却没想到，更大的苦难还在等着年幼的彭妙计。
在周至县的日子，并没有比之前好多少。姨母家的生活也不富裕，多了彭妙计一家五口，更是雪上加霜。石明兰虽然收留了他们，但也常常流露出不满与嫌弃，言语间的苛责，让本就敏感的彭妙计更加自卑。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也为了能让自己填饱肚子，12 岁的彭妙计开始独自在街头乞讨。他穿着破旧的衣服，手里拿着一个豁了口的碗，穿梭在周至县的大街小巷，向过往的行人乞讨一口吃的、一点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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