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初夏，甘肃中部的白银市还裹挟在黄土高原的燥热中。这座因铜矿、盐矿资源而兴起的工业小城，街道上随处可见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他们大多来自白银公司，这座城市的经济支柱，全市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都依附于这家国有采矿企业生存。
彼时的白银市，人口不过六十余万，城区不大，却因矿产开发聚集了四面八方的移民，操着不同口音的人们在这里扎根，构成了这座小城复杂而多元的社会图景。在那个信息传播还依赖口耳相传的年代，白银就像中国无数个默默无闻的工业小城一样，平静地运转着，没人能预料到，一场将持续十四年的血腥噩梦，即将在这片土地上拉开序幕。
5月26日下午五点，夕阳的余晖正慢慢掠过白银区永丰街的青砖灰瓦。23岁的白某像往常一样结束了在白银公司的工作，回到了位于177号的家中。作为公司的年轻女职工，她面容姣好，性格开朗，刚和男友定下婚约，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然而，当邻居发现异常并撞开房门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极致的恐惧：白某倒在血泊中，颈部被残忍切开，上衣被推至胸部以上，下身赤裸，上身布满了26处刀伤，每一处都深可见骨。现场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门窗完好，只有空气中弥漫的浓重血腥味，诉说着刚刚发生的暴行。
这起案件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白银市引起了轩然大波。彼时的刑侦技术还相对落后，警方只能依靠现场勘查和走访排查获取线索。法医在现场提取到了一些模糊的痕迹，但受限于当时的鉴定条件，始终无法锁定嫌疑人。
案件迟迟没有进展，各种猜测和传言开始在小城的街头巷尾蔓延。有人说凶手是外地流窜来的歹徒，有人说这是情杀，还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凶手的“凶残模样”，让整个城市都陷入了莫名的恐慌。
恐慌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散，反而在六年后的1994年再次升级。7月27日下午2点50分，天气异常闷热，北京工电局在白银的临时办事处内，19岁的临时工石某正在单身宿舍休息。这个刚从老家来到白银打工的女孩，还没来得及熟悉这座城市，就遭遇了不幸。
当同事发现她时，宿舍内的场景与1988年的血案如出一辙：石某颈部被切开，上身有36处刀伤，鲜血浸透了单薄的床单。两起案件的作案手法高度相似，都选择年轻女性为目标，都采用割喉后乱刺的残忍方式，都在白天作案且现场隐蔽。警方初步判断，这两起案件可能为同一人所为，一个专门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恶魔，正潜伏在这座小城的阴影中。
1994年的血案让白银市的恐慌达到了新的高度。家长们不敢让孩子单独出门，女性职工上下班必须由家人护送，原本热闹的街头在傍晚时分就变得冷清，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夜晚的城市寂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穿红衣服的年轻女人会被盯上”的传言更是让红色衣物成了禁忌，女孩们纷纷将衣柜里的红衣服收起，换上了灰暗的色调。警方加大了排查力度，对白银公司及周边企业的男性职工进行了逐一摸底，对有前科、行为异常的人员更是重点排查，但由于缺乏关键线索，案件再次陷入僵局。凶手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在犯下第二起血案后，再次沉寂了下来。
这一沉寂，就是四年。在这四年里，白银市的人们渐渐从恐慌中缓过劲来，街头的行人多了起来，夜晚的灯光也亮了一些。人们开始希望，那个恶魔已经离开了白银，或者永远不会再出现。然而，这种短暂的平静在1998年被彻底打破，这一年，成了白银市最黑暗的一年，也成了凶手最猖獗的一年。
1998年1月13日，29岁的女青年杨某在位于白银区胜利街88号的家中遇害。由于杨某的家人外出，直到1月16日下午四点，邻居发现多日不见杨某身影，敲门无人应答后才报警。警方破门而入后，现场的惨状让经验丰富的刑侦人员都感到心悸。
杨某全身赤裸，颈部被切开，上身有16处刀伤，更令人发指的是，她的双耳以及头顶部有13×24厘米的皮肉被凶手割下带走。仅仅三天后，1月19日下午5点45分，家住白银区水川路六号的27岁女青年邓某在家中遇害。现场勘验显示，邓某上衣被推至双手之上，裤子被扒至膝盖处，颈部有锐器伤，上身有8处刀伤，左胸部及背部30×24厘米的皮肉被割走。
短短三天内连续发生两起血案，而且作案手法比之前更加残忍，凶手不仅杀人，还开始割取受害者的身体组织。这一消息传开后，白银市再次陷入了极度的恐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人们白天不敢独自在家，出门时眼神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孩子上下学由全家轮流护送，单位甚至调整了女性职工的上下班时间，尽量避免她们单独出行。警方成立了专案组，抽调了全市刑侦力量，在白银区进行了拉网式排查，但凶手的反侦察能力极强，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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