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成勇，1964年出生于甘肃省榆中县青城镇城河村，家中有五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由于孩子众多，家庭经济条件非常困难，高成勇从小就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他的父亲性格暴躁，被村里人称为“包工”，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发脾气，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也非常严厉，动辄打骂。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高成勇从小就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说话不敢大声，见了人就害羞地笑笑，很少与人交流。
高成勇的学习成绩一般，在学校里表现平平，不调皮捣蛋，但也不突出。他的班主任高华汉回忆说，高成勇在学校里穿戴朴素，不爱说话，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很少和同学一起玩耍。由于家庭困难，高成勇在高中毕业后就没有继续升学，回到了农村务农。
1984年，高成勇的父亲瘫痪在床，家里的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据乡亲们回忆，在父亲瘫痪的几年里，高成勇一直守在床边照顾，端屎端尿，每天给父亲擦洗全身，甚至在父亲发病时，半夜骑自行车到三十公里外的白银市买药。在乡亲们眼中，高成勇是一个“孝顺儿子”，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孝顺的儿子，会在几年后变成一个残忍的杀人恶魔。
1986年，高成勇和同村的张武一起去青海倒卖藏刀，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两人凑钱买了一批藏刀，然后沿着兰州、白银的路线售卖。据张武回忆，当时的牛肉面只要两毛九分钱一碗，卖掉一把刀的钱够两人吃一两天饭。
但由于缺乏经商经验，两人出去四五十天，回来时手里的钱和出去时差不多。这次外出经历让高成勇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让他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回到家乡后，高成勇结婚生子，妻子张清凤是邻村的姑娘，性格外向开朗，与高成勇的内向沉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婚后，两人育有两个儿子，为了养活家人，高成勇常年在外打工，做过建筑工人、搬运工等各种体力活，但收入微薄，家庭经济条件始终没有改善。
1988年，高成勇的家庭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家里穷得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向亲戚朋友借遍了也没能借到钱。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高成勇的心理逐渐扭曲，他开始产生了抢劫的念头。他想到了白银市，这座距离家乡120公里的工业小城，人口密集，经济相对发达，是一个“作案的好地方”。于是，他骑着自行车来到白银市，在市区内四处踩点，寻找作案目标。最终，他将目标锁定在了白银公司的女职工白某身上，因为白某独居，且居住的小区安保措施较差，便于作案。
1988年5月26日，高成勇谎称自己是收水电费的人员，敲开了白某的家门。白某没有怀疑，让他进入了室内。在室内，高成勇趁白某不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刀，将白某的颈部切开。在白某倒地后，高成勇又对其乱刺26刀，随后逃离现场。第一次作案后，高成勇非常害怕，他骑着自行车连夜回到了家乡，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在接下来的六年里，他一直活在恐惧中，担心被警方抓获，没有再作案。直到1994年，他看到警方的排查渐渐放松，觉得自己安全了，才再次来到白银市，犯下了第二起血案。
1994年的案件让高成勇的胆子大了起来，他发现警方很难抓到自己，于是开始变得更加猖獗。1998年，高成勇的两个儿子逐渐长大，家庭开支越来越大，生活的压力让他的心理再次扭曲，他开始频繁作案，在这一年里连续犯下四起血案，并且作案手法越来越残忍，开始割取受害者的身体组织。高成勇交代，他割取受害者的身体组织只是为了“寻求刺激”，并没有其他目的，事后将这些组织随手扔进了黄河。
在作案的十四年里，高成勇一直过着双重生活。在家人和乡亲面前，他是一个老实本分、孝顺顾家的男人，每天按时上下班，照顾家人的生活。他的妻子张清凤说，高成勇平时话不多，很少和她交流，但对孩子还算关心，只是在孩子长大后，父子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少。在乡亲们眼中，高成勇是一个“老好人”，虽然性格孤僻，但乐于助人，邻居有困难时他会主动帮忙。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老好人”在背后竟然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
高成勇的反侦察意识极强，他在作案时会穿黑色衣服，这样即使沾上血迹也不容易被发现。作案后，他会趁着妻子不注意，将带血的衣服洗干净。他从不和任何人谈论自己的作案经历，甚至在警方排查时，他也能镇定自若地配合，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家不在白银市，警方很难怀疑到他身上。2002年，高成勇的两个儿子开始上中学，学习成绩优异。高成勇说，看到儿子们有出息，他不想再作案了，担心影响儿子的未来，于是停止了犯罪行为，开始专心打工赚钱，供儿子上学。
2002年之后，高成勇很少在老家露面，而是在白银市打工。2010年，他和妻子承包了白银市工业学校的学生服务部，卖一些零食和生活用品，生意还算不错。在这段时间里，高成勇过着平静的生活，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直到2016年，警方通过DNA技术将他抓获，他的双重生活才被彻底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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