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秀莲每天以泪洗面，抱怨声越来越多，两人的争吵也越来越频繁。有一次，因为李国平没钱给儿子买学费，陈秀莲哭着说：“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跟着你没享过一天福，还天天被人追债，这日子没法过了！”这句话像一把尖刀，刺中了李国平的心脏。他看着镜子里憔悴不堪的自己，又想起债主凶恶的嘴脸，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心里慢慢滋生。既然靠正当途径赚不到钱，那就用极端的方式。
1994年3月下旬，李国平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对陈秀莲说：“我去福建找点生意做，赚了钱就回来，你好好照顾儿子。”陈秀莲以为他真的要去做生意，叮嘱道：“外面注意安全，别再干违法的事了。”李国平敷衍地点点头，转身离开了家。他不知道，这一去，就彻底走上了不归路。
李国平买了一张去福建石狮的硬座火车票，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终于到达了石狮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靠着海边，外来人口很多，鱼龙混杂，正是他认为“适合”作案的地方。安顿下来后，他首先去镇上的一家体育用品店，花八十块钱买了一只八斤重的铸铁哑铃，用一块黑布包好，放进了随身携带的黑色手提包里。他之所以选择哑铃作为凶器，一是因为他臂力惊人，能轻松操控这个重量的哑铃；二是因为哑铃体积小，方便携带，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随后，他住进了镇上一家中档的招待所。那时候的酒店数量很少，大部分出差或者外出务工的人都会选择住招待所。这家招待所的条件一般，房间里摆着两张单人床，没有独立卫生间，洗漱需要去走廊尽头的公共水房，而且没有单间，所有住客都需要和陌生人合住。李国平选了一个靠里的房间，放下行李后，就开始观察进出招待所的人，寻找下手的目标。
第一天，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第二天，另一张床上依然空空如也。李国平心里有些烦躁，每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琢磨着怎么寻找目标。直到第四天下午，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走进了房间，打破了房间的宁静。
这个男青年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皮鞋，公文包看起来沉甸甸的，说话带着明显的北方口音。李国平见状，立刻热情地起身打招呼：“兄弟，你也是来这边办事的？听你口音，不像是南方人啊。”
男青年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笑：“是啊，我从山东来的，我们公司在这边有个项目，领导让我来洽谈合作事宜。”两人就这样聊了起来，通过交谈，李国平得知男青年叫王磊，是一家建材公司的业务员。从王磊的谈吐和穿着来看，李国平判断他身上肯定带了不少钱，心里暗暗想道：“就是他了，这趟肯定能赚不少。”
当天晚上，两人聊到十一点多，王磊因为旅途劳累，很快就睡着了，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李国平躺在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天花板，耳朵仔细听着王磊的动静。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他确认王磊已经睡得很沉了，便慢慢坐起身，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蹑手蹑脚地从手提包里拿出那个八斤重的哑铃。
哑铃冰冷的触感传到手上，李国平的心脏狂跳不止，手心全是冷汗。他深吸一口气，屏住呼吸，慢慢走到王磊的床边，双手举起哑铃，对准王磊的后脑勺，猛地砸了下去。“砰”的一声闷响，王磊的身体抽搐了一下，就再也没了动静。李国平又怕他没死透，又接连砸了两下，直到看到王磊的后脑勺流出鲜血，才停下手来。
看着床上脑浆和鲜血混合在一起的景象，李国平吓得浑身发抖，黄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流。他愣在原地，足足过了十分钟，才缓过神来。他颤抖着双手，翻开王磊的公文包和行李箱，在里面找到了四千三百块钱现金，还有一块手表。他把钱和手表放进自己的口袋，然后用被子盖住王磊的尸体，试图掩盖痕迹。
做完这一切后，李国平坐在自己的床上，一夜没合眼。直到天蒙蒙亮，他才起身收拾好行李，悄悄走出了招待所。他不敢坐火车，也不敢坐汽车，一路步行到了邻镇，才买了一张回浙江的火车票。回到家后，他把大部分钱交给了陈秀莲，谎称是做生意赚的，只留下了几百块钱作为自己的生活费。
这笔钱让李国平还清了所有外债，家里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陈秀莲对他的态度也好了很多。可李国平心里清楚，这笔钱是用一条人命换来的，他每天都活在恐惧中，晚上经常做噩梦，梦见王磊的鬼魂来找他索命。可没过多久，当钱快花完的时候，那种对金钱的渴望又战胜了恐惧，他决定再次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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