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的北京，春寒尚未完全褪去，昌平区一处普通的农家院落里，血腥味正悄然浸透青砖地缝。当警方推开那扇虚掩的木门时，22岁的李国芝正蜷缩在院角的石磨旁，脸上还带着未干的泪痕，嘴里反复念叨着“歹徒进来抢钱，我什么都没看见”。她那张看似稚嫩的娃娃脸，与屋内床上男子的惨状形成了诡异的对比。死者胡小鹏被绳索捆缚在床，颈部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身上遍布十余处刀伤，鲜血早已凝固成暗褐色。
负责勘查的老刑警蹲下身，目光扫过床头散落的红绳和地上半枚模糊的鞋印，又看了看眼前这个自称“受害者”的年轻女子。他注意到李国芝袖口处不易察觉的血痂，以及她眼神深处一闪而过的狠戾。后来的审讯中，当民警提到“胡小鹏”这个名字时，李国芝原本温顺的表情瞬间扭曲，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恨意从每一个毛孔里渗出来：“他就该死！他毁了我一辈子！”
这份深入骨髓的恨意，要从五年前那个燥热的夏天说起。1997年，北京郊区的李国芝家迎来了最尴尬的时刻，17岁的她拿着不及格的初中毕业成绩单，低着头站在父亲面前。院子里的老槐树沙沙作响，像是在嘲笑这个连初中都没读完的姑娘。李国芝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黝黑的脸上刻满了无奈，他把旱烟袋往石桌上一拍：“要么种地，要么出去打工，总不能在家啃老！”
那时的李国芝已经显露出与年龄不符的特质。她长着一张娃娃脸，大眼睛双眼皮，皮肤白皙，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三四岁，但1.58米的个头配上饱满的身材，又透着一股成熟的韵味。在学校里，她的成绩始终垫底，却凭着一张巧嘴成为“孩子王”，编造的各种谎言总能让同学深信不疑。有一次她谎称自己舅舅是北京城里的干部，能帮同学办理进城上学的手续，骗走了三个同学的压岁钱，直到家长找上门，她还面不改色地说“手续正在办，舅舅出差了”。
对李国芝来说，种地是绝不可能的。她从小就嫌弃农村的泥土味，羡慕电视里城里姑娘穿的连衣裙和高跟鞋。父亲的话刚说完，她就已经盘算好了出路。三天后，她背着一个碎花布包，告诉父母要去城里的餐馆打工，每月能挣八百块。实际上，她跟着同村一个在歌厅做服务生的女孩，走进了市区一家灯红酒绿的歌厅，成了一名坐台小姐。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北京歌厅，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霓虹闪烁的大厅里，烟酒味与香水味交织，震耳的音乐掩盖着各种交易。李国芝第一次穿上露肩的吊带裙时，手脚都在发抖，但当客人递给她第一张百元大钞，夸她“年轻漂亮”时，她的恐惧瞬间被虚荣取代。她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小芝”，凭借着娃娃脸和能说会道的本事，很快在歌厅里站稳了脚跟。她学会了察言观色，知道什么样的客人爱听奉承话，什么样的客人喜欢装大方，不到半年，她就成了歌厅里点台率最高的小姐之一。
胡小鹏就是在这时闯入她的生活的。2000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歌厅的门被推开，一群吵吵嚷嚷的男人走了进来，为首的正是31岁的胡小鹏。他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头发染成了黄色，脖子上挂着一条粗粗的金项链，走路摇摇晃晃，浑身散发着烟酒味。那天胡小鹏手气极好，在赌场赢了整整五千块，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他带着几个狐朋狗友来歌厅“庆祝”，一进门就拍着吧台喊：“把你们这儿最漂亮的小姐都叫过来！”
领班领着十几个小姐排成一队，胡小鹏的目光扫过人群，瞬间就定格在了李国芝身上。彼时的李国芝刚下班换了件白色的校服式衬衫，扎着马尾辫，正蹲在角落系鞋带。那副清纯的模样，与周围浓妆艳抹的姑娘们格格不入，让见惯了风月场所的胡小鹏眼前一亮。“就她了！”胡小鹏指着李国芝，语气不容置疑。
李国芝被领班推到胡小鹏面前时，心里有些不情愿，但当她看到胡小鹏随手给了领班两百块小费，又给自己点了一杯最贵的红酒时，态度立刻软了下来。那天晚上，胡小鹏听着李国芝编造的“进城求学受挫，临时打工补贴家用”的故事，被她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打动了。而李国芝则被胡小鹏出手阔绰的样子迷惑，觉得这个男人“仗义又有钱”，是个可以依靠的对象。临走时，胡小鹏主动要了她的传呼机号码，还塞给她五百块钱：“明天晚上我还来，只点你。”
接下来的一个月，胡小鹏成了歌厅的常客。他每天晚上都来，只点李国芝的台，给她买名牌化妆品，带她去高档餐厅吃饭。有一次，李国芝因为拒绝陪一个客人喝酒被骂，胡小鹏二话不说冲上去，一拳把那个客人打倒在地，指着对方的鼻子骂：“我的女人你也敢动？不想活了！”这件事让李国芝彻底沦陷了，在她眼里，胡小鹏就是拯救她于水火的英雄。她开始幻想着嫁给这个男人，从此摆脱坐台小姐的身份，过上穿金戴银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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