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后的第一个月，李国芝度过了短暂的“幸福时光”。她搬进了胡小鹏父母留下的农家院，每天学着做饭、洗衣服，幻想着孩子出生后的生活。胡小鹏因为刚“结婚”，收敛了一些赌瘾，偶尔还会陪她去镇上的集市买东西。李国芝的父母来探望时，看到女儿“嫁得不错”，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临走时还反复叮嘱她要好好过日子。
但这份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胡小鹏的新鲜感过后，又开始彻夜泡在赌场，赢了钱就和狐朋狗友喝酒挥霍，输了钱就回家找李国芝撒气。家里的积蓄很快就被他输光了，连李国芝结婚时娘家陪送的彩礼钱也没能幸免。李国芝看着空荡荡的抽屉，第一次感受到了没钱的恐慌。她从小好吃懒做，不愿意出去工作，只能靠着胡小鹏偶尔赢来的一点钱勉强度日。
为了维持自己的享乐生活，李国芝的“说谎天赋”再次派上了用场。2002年年初的一天，她找到胡小鹏，故作神秘地说：“我舅舅家的表哥在北京开了家建材公司，生意特别好，现在入股一万块，年底就能分红五千。咱们要是能凑一万块钱入股，以后就不用愁钱了。”胡小鹏一开始有些怀疑，但架不住李国芝的花言巧语，加上对“分红”的诱惑，最终还是东拼西凑了一万块钱给了她。
拿到钱的当天，李国芝就直奔市区的商场。她花三千多块买了一条白金项链，又花两千多块买了一部最新款的摩托罗拉手机，剩下的钱买了一身名牌衣服和化妆品。当她戴着项链、拿着手机回到家时，胡小鹏问她入股的事，她随手拿出一张自己伪造的“入股协议”：“你看，手续都办好了，年底等着拿钱就行。”胡小鹏没上过多少学，看了看协议上的“公章”，竟然信以为真。
这笔钱很快就被李国芝挥霍一空。没有钱的日子里，她又开始动起了歪脑筋。她想到了自己的亲戚，那些平时对她还算不错的叔叔、阿姨、表哥、表姐，成了她的“提款机”。她先是给表哥打电话，哭着说自己怀孕了，需要钱买营养品，表哥心疼她，给她打了三千块。接着又给阿姨打电话，说胡小鹏出了车祸，需要钱住院，阿姨赶紧给她汇了五千块。
李国芝的谎言越来越离谱，也越来越熟练。她给每个亲戚都编造了不同的理由，今天说自己生病了，明天说家里要盖房子，后天又说孩子需要做检查。她把骗来的钱全部用来买奢侈品，戒指、耳坠、摩托车，只要是能彰显“面子”的东西，她都毫不犹豫地买下。短短三个月，她就从亲戚那里骗了将近五万块钱。
纸终究包不住火。2002年春节过后，开始有亲戚上门要钱。先是表哥来问她“营养品钱怎么还没还”，接着是阿姨来打听“胡小鹏的车祸恢复得怎么样了”。李国芝每次都找各种理由推脱，要么说“钱还没到账”，要么说“胡小鹏还在恢复期”。亲戚们渐渐起了疑心，纷纷打电话质问她，有的甚至直接找上门来。
胡小鹏这才知道李国芝骗了亲戚们的钱。他气得浑身发抖，第一次对李国芝动了手。他把李国芝按在地上，用皮带狠狠抽她：“你这个骗子！你知不知道这些亲戚以后怎么看我？你想害死我吗？”李国芝被打得浑身是伤，却还是嘴硬：“我也是为了这个家，难道你想让我和孩子跟着你受苦吗？”
这次打骂之后，两人的关系彻底降到了冰点。胡小鹏不再掩饰自己的厌恶，每天回家除了要钱就是打骂李国芝。他发现李国芝除了会说谎和花钱，什么都不会做，之前那副清纯可怜的模样，在他眼里也变得面目可憎。而李国芝也越来越看不惯胡小鹏的好吃懒做和嗜赌如命，她觉得自己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这样一个男人。
为了躲避亲戚的追债，也为了给自己找条“出路”，李国芝想出了一个新主意。她告诉所有亲戚，自己要去上海打工，挣钱回来还债。亲戚们一听她要“改邪归正”，都很高兴，纷纷给她凑路费，这家给两百，那家给三百，又让她骗了几千块钱。2002年2月底，李国芝拿着钱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但她根本不是去打工，而是去享受的。
上海的繁华让李国芝眼花缭乱。她住进了高档酒店，每天吃着山珍海味，逛着外滩和南京路。钱很快就花光了，为了维持生计，她重操旧业，在上海一家舞厅当了坐台小姐。她觉得上海没人认识她，在这里可以尽情放纵。但没过多久，她就厌倦了舞厅的生活，加上思念孩子，她决定回北京。
回到家后，母亲问她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李国芝又编造了一个谎言：“我得了胃癌，需要回家治病。”母亲一听就慌了，赶紧拿出家里仅有的一千块钱给她：“你拿着钱去看病，不够妈再去借。”李国芝拿着母亲的血汗钱，又去买了一身新衣服，丝毫没有愧疚之心。
这次上海之行，让胡小鹏对李国芝更加不满。他怀疑李国芝在上海赚了钱却私藏起来，每天都逼问她：“你在上海挣了多少钱？赶紧拿出来还债！”李国芝当然拿不出钱，两人每天都为了钱争吵不休。胡小鹏的打骂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残忍。有一次，他把李国芝绑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用皮带抽了她半个小时，抽完之后还往她身上浇凉水。李国芝冻得瑟瑟发抖，心里的恨意一点点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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