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的上海,空气中都弥漫着奥运火炬传递的亢奋气息。黄浦江的晨雾还未散尽,外滩的海关大钟刚刚敲过四点,这座从不缺活力的城市就已被一种难以言喻的热情唤醒。闵行区轨道五号线东川路站附近,作为火炬传递的重要站点之一,更是早早聚集了各色人群,穿着统一服装的火炬手整理着运动服领口,扛着摄像机的记者调试着设备,连带着许多自发前来的群众,都裹着清晨的凉意,在临时搭建的围栏外翘首以盼。
“师傅,您这摄像机镜头擦干净了吗?等会儿火炬过来可就一秒都不能漏啊!”一个年轻的实习记者凑到老摄像身边,搓着手呵着白气问道。老摄像拍了拍设备,目光扫过渐渐亮起来的天空:“放心,比我家镜子都干净。就是这晨露有点重,等会儿得注意别让机器受潮。”人群中不时传来笑声和交谈声,大家都在为即将到来的火炬传递预热,没人能想到,百米之外的绿化带里,正潜藏着一场足以击碎所有喜悦的噩梦。
凌晨4点17分,市公安局110报警台的警铃声突然划破了指挥中心的平静。“喂!110吗?东川路站北边的自行车停车场,绿化带通道里躺着个人,满头是血,好像不行了!”报警人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背景里还能隐约听到远处人群的喧闹,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反差。接警员一边快速记录信息,一边追问细节:“请问您的位置具体在哪里?能确认对方还有呼吸吗?有没有看到可疑人员?”“我是这儿的保安班纪委,就在东川路站的岗亭里,刚巡逻到这儿发现的!人躺着不动,血都渗到草里了,我不敢靠近啊!”
此时的闵行分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张喜英,刚洗漱完毕准备赶往火炬传递安保现场。接到指挥中心的通知时,他正系着警服扣子,手指一顿,立刻抓起外套和对讲机。“通知重案队何队长,他住的离东川路近,让他带两个人先去现场勘查,我马上到!”挂了电话,他快步下楼,发动警车时,特意看了一眼仪表盘上的时间4点21分。窗外的天已经蒙蒙亮,街面上偶尔能看到穿着志愿者服装的人匆匆走过,张喜英的心却沉了下去。火炬传递期间发生命案,而且就在传递点附近,这不仅仅是一起刑事案件,更关乎着城市的形象和稳定。
何队长赶到现场时,班纪委正缩在警戒线外,脸色苍白。“何队,您可来了!就在那儿,我没敢动现场,也没让其他人靠近。”何队长点点头,示意技术科的同事先进行现场保护,自己则带着手电筒走进了绿化带。通道两旁的灌木上还挂着晨露,地面因为下了一夜的小雨有些泥泞,一串断断续续的血迹从停车场中部延伸到西侧草坪,像是一条狰狞的红色丝带。
草坪上,一名男子仰面躺着,头朝东脚朝北,满脸的鲜血已经凝固成暗褐色,沾着草叶和泥土。他上身穿着深色夹克和蓝色T恤,下身是深色裤子,脚上的棕色皮鞋沾着泥点,蓝色袜子也被血迹染了一小块。距离尸体不远处,一辆红色的电动自行车倒在地上,行李箱盖敞开着,垫脚的垫子掉在一旁,显然是受到了剧烈碰撞。
何队长蹲下身,用手电筒仔细照了照尸体周围,发现地面散落着少量毛发和几小块疑似凶器残留的木屑,由于雨水的冲刷,大部分痕迹都已经模糊不清。“注意保护现场,尤其是血迹的走向和散落物,拍照固定后小心提取。”他对身后的技术人员说道,目光扫过尸体后侧的裤兜,那里鼓鼓囊囊的,似乎有东西。
几分钟后,技术科的同事小心翼翼地检查了死者的裤兜,掏出了一串钥匙和25元现金。“何队,只有这些,没有身份证、手机之类的身份证明。”何队长皱了皱眉,站起身看向四周。现场位于轨道站北侧的自行车停车场,东侧是轨道五号线的轨道,西侧是居民小区的围墙,南侧就是火炬传递的集结点,此时已经能听到那边传来的扩音器声音。
“周围住户多吗?有没有可能有目击者?”他问跟过来的班纪委。“这附近都是老小区,不过这个点大部分人还没起,而且昨晚下雨,估计没多少人出来。”班纪委的声音依旧发颤,“我凌晨3点半巡过一次,还没发现异常,没想到4点多再来就成这样了。”
张喜英赶到现场时,法医正在对尸体进行初步检验。“张队,死者身高约1米6,衣着完整,主要损伤集中在头部和面部。鼻梁处有一道横向挫裂伤,头顶部和枕部有20多处条形伤口,创口不规则,边缘有钝器打击痕迹。双手肿胀,膝关节处有皮下出血,应该是被袭击时反抗或挣扎造成的。”法医一边说着,一边用镊子夹起一块沾血的毛发,“初步判断凶器是不规则棍棒类物体,死亡时间大概在昨晚11点半左右。”
张喜英走到尸体旁,目光落在死者的面部。虽然满脸是血,但依稀能看出死者年纪不大,面容憨厚。“有没有找到能证明身份的东西?”他问何队长。“暂时没有,裤兜里只有钥匙和25块钱。手机和电动车的电池可能被拿走了,现场没找到。”何队长递过一张照片,“这是电动自行车的照片,绿亮牌,车牌号能看清一部分,正在比对信息。”张喜英点点头,刚要说话,就听到警戒线外传来一阵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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