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的上海，空气中都弥漫着奥运火炬传递的亢奋气息。黄浦江的晨雾还未散尽，外滩的海关大钟刚刚敲过四点，这座从不缺活力的城市就已被一种难以言喻的热情唤醒。闵行区轨道五号线东川路站附近，作为火炬传递的重要站点之一，更是早早聚集了各色人群，穿着统一服装的火炬手整理着运动服领口，扛着摄像机的记者调试着设备，连带着许多自发前来的群众，都裹着清晨的凉意，在临时搭建的围栏外翘首以盼。
“师傅，您这摄像机镜头擦干净了吗？等会儿火炬过来可就一秒都不能漏啊！”一个年轻的实习记者凑到老摄像身边，搓着手呵着白气问道。老摄像拍了拍设备，目光扫过渐渐亮起来的天空：“放心，比我家镜子都干净。就是这晨露有点重，等会儿得注意别让机器受潮。”人群中不时传来笑声和交谈声，大家都在为即将到来的火炬传递预热，没人能想到，百米之外的绿化带里，正潜藏着一场足以击碎所有喜悦的噩梦。
凌晨4点17分，市公安局110报警台的警铃声突然划破了指挥中心的平静。“喂！110吗？东川路站北边的自行车停车场，绿化带通道里躺着个人，满头是血，好像不行了！”报警人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背景里还能隐约听到远处人群的喧闹，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反差。接警员一边快速记录信息，一边追问细节：“请问您的位置具体在哪里？能确认对方还有呼吸吗？有没有看到可疑人员？”“我是这儿的保安班纪委，就在东川路站的岗亭里，刚巡逻到这儿发现的！人躺着不动，血都渗到草里了，我不敢靠近啊！”
此时的闵行分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张喜英，刚洗漱完毕准备赶往火炬传递安保现场。接到指挥中心的通知时，他正系着警服扣子，手指一顿，立刻抓起外套和对讲机。“通知重案队何队长，他住的离东川路近，让他带两个人先去现场勘查，我马上到！”挂了电话，他快步下楼，发动警车时，特意看了一眼仪表盘上的时间4点21分。窗外的天已经蒙蒙亮，街面上偶尔能看到穿着志愿者服装的人匆匆走过，张喜英的心却沉了下去。火炬传递期间发生命案，而且就在传递点附近，这不仅仅是一起刑事案件，更关乎着城市的形象和稳定。
何队长赶到现场时，班纪委正缩在警戒线外，脸色苍白。“何队，您可来了！就在那儿，我没敢动现场，也没让其他人靠近。”何队长点点头，示意技术科的同事先进行现场保护，自己则带着手电筒走进了绿化带。通道两旁的灌木上还挂着晨露，地面因为下了一夜的小雨有些泥泞，一串断断续续的血迹从停车场中部延伸到西侧草坪，像是一条狰狞的红色丝带。
草坪上，一名男子仰面躺着，头朝东脚朝北，满脸的鲜血已经凝固成暗褐色，沾着草叶和泥土。他上身穿着深色夹克和蓝色T恤，下身是深色裤子，脚上的棕色皮鞋沾着泥点，蓝色袜子也被血迹染了一小块。距离尸体不远处，一辆红色的电动自行车倒在地上，行李箱盖敞开着，垫脚的垫子掉在一旁，显然是受到了剧烈碰撞。
何队长蹲下身，用手电筒仔细照了照尸体周围，发现地面散落着少量毛发和几小块疑似凶器残留的木屑，由于雨水的冲刷，大部分痕迹都已经模糊不清。“注意保护现场，尤其是血迹的走向和散落物，拍照固定后小心提取。”他对身后的技术人员说道，目光扫过尸体后侧的裤兜，那里鼓鼓囊囊的，似乎有东西。
几分钟后，技术科的同事小心翼翼地检查了死者的裤兜，掏出了一串钥匙和25元现金。“何队，只有这些，没有身份证、手机之类的身份证明。”何队长皱了皱眉，站起身看向四周。现场位于轨道站北侧的自行车停车场，东侧是轨道五号线的轨道，西侧是居民小区的围墙，南侧就是火炬传递的集结点，此时已经能听到那边传来的扩音器声音。
“周围住户多吗？有没有可能有目击者？”他问跟过来的班纪委。“这附近都是老小区，不过这个点大部分人还没起，而且昨晚下雨，估计没多少人出来。”班纪委的声音依旧发颤，“我凌晨3点半巡过一次，还没发现异常，没想到4点多再来就成这样了。”
张喜英赶到现场时，法医正在对尸体进行初步检验。“张队，死者身高约1米6，衣着完整，主要损伤集中在头部和面部。鼻梁处有一道横向挫裂伤，头顶部和枕部有20多处条形伤口，创口不规则，边缘有钝器打击痕迹。双手肿胀，膝关节处有皮下出血，应该是被袭击时反抗或挣扎造成的。”法医一边说着，一边用镊子夹起一块沾血的毛发，“初步判断凶器是不规则棍棒类物体，死亡时间大概在昨晚11点半左右。”
张喜英走到尸体旁，目光落在死者的面部。虽然满脸是血，但依稀能看出死者年纪不大，面容憨厚。“有没有找到能证明身份的东西？”他问何队长。“暂时没有，裤兜里只有钥匙和25块钱。手机和电动车的电池可能被拿走了，现场没找到。”何队长递过一张照片，“这是电动自行车的照片，绿亮牌，车牌号能看清一部分，正在比对信息。”张喜英点点头，刚要说话，就听到警戒线外传来一阵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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