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15日，福州城飘着罕见的冷雨。纺织路家属院三楼的窗口，19岁的董阳玲正蹲在地上擦地板，肥皂泡在浑浊的水里泛着细碎的光。楼下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三双黑色胶鞋踏碎雨幕，直奔单元楼而来。
“咚咚咚！”敲门声砸得门框发颤，伴随着威严的呵斥：“开门！公安局的！”
董阳玲手里的抹布“啪嗒”掉在地上，水渍在水泥地上晕开一小片深色。她攥着围裙边角退到墙角，看着木门被轻易撞开，三名身着制服的公安人员逆光站在门口，手铐在冷光中泛着寒意。
“董阳玲，涉嫌故意纵火，跟我们走一趟。”
这句话像冰锥扎进她的耳朵，她突然尖叫起来：“我没有！你们弄错了！”挣扎间，冰凉的手铐锁住了她的手腕，粗糙的麻绳捆住了她的胳膊。楼道里挤满了看热闹的邻居，有人指着她的后背窃窃私语，有人端着饭碗探出头，眼神里满是鄙夷。
警车鸣笛声划破雨幕，董阳玲扒着车窗往外看，家属院的墙头上挂着“安全生产，警钟长鸣”的红色横幅，那是三天前纺织厂刚挂上去的。可现在，那座养活了上千人的纺织厂，已经变成了一片焦黑的废墟，61具遗体被白布覆盖着，整齐地摆放在厂区门口，等待家属认领。
半个月后的法庭上，当法官念出“死刑，立即执行”六个字时，董阳玲突然瘫倒在被告席上，乌黑的头发散乱下来遮住脸，嘴里反复呢喃着：“我只是想报复一下，我没想杀人……”
这个19岁的纺织女工，到底经历了什么？她和那场震惊全国的大火之间，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1974年，董阳玲出生在福州台江区的一条老巷子里，青石板路坑坑洼洼，两旁的木房挤得密不透风。她的父亲是蹬三轮车的，母亲在菜市场摆小摊，家里穷得叮当响，连过年都难得买一件新衣服。
董阳玲记事起，父母就总在她耳边念叨：“咱们家穷，不能吃亏，见到好东西就得往家里拿，不然就是傻子。”起初她还害羞，每次跟着母亲去邻居家串门，想偷拿人家桌上的水果糖时，都会攥着衣角往后躲。可母亲总会掐她一把，低声说：“怕什么？拿了就跑，谁能追上你？”
第一次得手是在七岁那年，她偷了隔壁王奶奶放在窗台上的鸡蛋。回到家后，母亲不仅没骂她，还煎了荷包蛋给她吃，夸她“有出息”。从那以后，董阳玲的贪念就像野草一样疯长，巷子里哪家晒了腊肉，哪家晾了新衣服，只要被她盯上，不出三天准会不翼而飞。
十岁那年，她趁着姑姑家办喜事的混乱，偷了姑姑陪嫁的银镯子。姑姑发现后找上门，董阳玲的父亲拿着擀面杖假意要打她，母亲却拦在前面撒泼：“不就是个破镯子吗？孩子小不懂事，你一个当姑姑的，还能跟晚辈计较？”姑姑气得浑身发抖，撂下一句“以后再也不认你们家这门亲戚”，转身就走。
渐渐的，整条巷子的人都知道董阳玲是个“三只手”，家家户户都把值钱的东西藏起来，见到她就赶紧关门。董阳玲却毫不在意，每次偷到东西，都会在小伙伴面前炫耀：“看见没？这是我从张家偷的发卡，那是我从李家拿的橡皮，他们都是傻子，根本发现不了。”
上初中后，董阳玲的胆子更大了。她不仅偷同学的钢笔、笔记本，还敢在放学路上拦着低年级的学生要钱。老师找家长谈话，她的父亲只会说“孩子还小，长大了就懂事了”，母亲则跑到学校大闹一场，说老师“故意针对我们家孩子”。
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董阳玲变得越来越泼辣刻薄，说话阴阳怪气，谁要是惹了她，她就站在人家门口骂三天三夜。班里的同学都躲着她，就连亲戚家的孩子，也被家长反复叮嘱“不许跟董阳玲玩”。
1990年，董阳玲初中毕业，成绩一塌糊涂，连最差的职高都没考上。父母托人给她找工作，可人家一听说她是“巷子里的惯偷”，都纷纷拒绝。董阳玲干脆破罐子破摔，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要么在巷子里闲逛，要么就跟一群社会青年打牌喝酒，输了钱就回家跟父母撒泼。
有一次，她跟人打牌输了五十块，回家后把母亲的菜摊掀了，还摔碎了父亲的三轮车灯。父亲气得发抖，扬手要打她，她却梗着脖子喊：“谁让你们没本事？挣不到钱还怪我？有本事你们给我找个好工作啊！”
看着女儿越来越不像话，父母急得团团转。他们知道，再这样下去，董阳玲迟早要坐牢。1992年春天，父亲托了七八个关系，花了整整两百块钱的彩礼，才把董阳玲送进了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外合资纺织厂，当了一名细纱挡车工。
那时候的纺织厂，可是响当当的“香饽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纺织行业作为支柱产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期。福州的这家纺织厂，是市政府重点扶持的项目，投资方是香港的富商，不仅工资高，还管吃管住，逢年过节还有福利。能进纺织厂当工人，比现在考上公务员还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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