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闻言，心中豁然开朗。他想起此前天幕揭示的“三杨”通过保举制度安插亲信、架空六部的往事，愈发觉得徐妙云的分析有理。这些文官，表面上道貌岸然，实则贪得无厌，连国家税收都敢公然截留，其胆子之大，简直超乎想象。
朱棣心中的疑虑愈发加深。他想起自己登基后，各地呈报的税收数据也并不乐观，流民问题依旧存在，这与洪武朝后期的隐患一脉相承。看来，自宣德末年起，大明的财政便已开始出现危机，只是被文官集团刻意掩盖了。
【天幕的内容继续深入，焦点集中在了银矿开采与银课收入上。画面中浮现出宣德、正统两朝的银课数据对比，字迹清晰，一目了然：字幕显示：银矿开采是明朝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宣德年间，浙江银课每年为八万七千五百八十余两至九万四千四十余两，福建银课每年为四万二百七十余两；宣德元年至九年，全国白银采纳总额达二百三十八万零八百五十八两。而英宗朝（正统元年至天顺八年），银课收入大幅锐减，总额仅为九十三万零八百三十三两，不足宣德朝的三分之一。
补充史料记载：银矿在宣德帝去世后并未立即停止开采，正统年间银矿停工时间并无明确记载，但正统元年正月丙戌，朝廷下诏“罢铜江金场”，此后又陆陆续续停办了浙江、福建等地的部分银矿。直至正统九年闰七月，因“有盗矿脉相斗杀者”，御史孙毓、福建参政宋彰等奏请复开银场，明英宗才命户部右侍郎王质前往福建、浙江，重开部分银场。重开之后，浙江岁课银仅为四万一千七十余两，福建岁课银仅为二万一千一百二十余两，均较宣德年间减半。】
“什么？！”朱棣猛地站直了身子，眼中满是震惊与愤怒。他死死地盯着天幕上的银课数据，宣德朝每年浙江、福建两地的银课加起来便有十几万两，而正统朝重开银场后，两地银课竟不足七万两，全国总额更是不足宣德朝的三分之一。这绝非自然减少，而是人为造成的！
“罢铜江金场，停办银矿……”朱棣反复咀嚼着这几个字，眼中闪过一丝明悟，“瞻基一死，他们就开始反扑了！”他猛地一拍御案，语气中满是愤怒，“三杨与文官集团，趁着朱祁镇年幼，张太后又是个傀儡，竟然敢对银矿这种重要的财政收入下手！他们这是要断朝廷的财源啊！”
“朕明白了！朕终于明白了！”朱棣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银矿是朝廷重要的财政支柱，关系到军饷、赈灾、边防等诸多要务，他们竟然敢公然停办银矿，截留银课收入，简直是无法无天！”
徐妙云也脸色凝重：“陛下说得对。银矿收入是朝廷的重要进项，关系到军费、赈灾、官员俸禄等诸多方面。他们停办银矿，必然是为了将这部分利益纳入自己囊中。宣德朝银矿收入丰厚，而正统朝骤减，这些减少的银两，恐怕都流入了文官、地主、世家大族的腰包。”
他想起此前江西官员贪污上千万石粮食、八百万两白银的惊人数额，再结合眼前的银课数据，心中已然勾勒出文官集团的贪婪嘴脸。宣德朝时，朱瞻基虽与文官集团有博弈，但仍能掌控大局，银矿开采正常，财政收入稳定；可朱瞻基一死，年幼的朱祁镇即位，文官集团便彻底放开了手脚，不仅通过保举制度安插亲信，还敢停办银矿，将国家的财政收入据为己有。
“至于那个‘盗矿脉相斗杀者’，”朱棣眼中闪过一丝狡黠，语气笃定，“大概率是祁镇那孩子的手笔！”
徐妙云一愣，随即点了点头：“陛下说得对！正统初年，国库空虚，内帑也没有积蓄，祁镇亲政后，想要推行新政、制衡文官集团，没有钱财万万不行。而文官集团把持着税收与银矿，他根本无法调动足够的资金。无奈之下，他只能用‘盗矿相斗’这样的借口，重开银场，以此增加财政收入，减轻文官集团对朝政的掣肘。”
“这帮文官，真是太大胆了！”徐妙云的语气中满是感慨与愤怒，“父皇当年定下严刑峻法，严禁官员贪腐，可他们倒好，直接将贪腐合法化了！停办银矿，截留银课，将国家财产变成自己的私产，名正言顺地贪污，这比明火执仗的抢劫还要可恨！”
胆大包天？他们这是算准了祁镇年幼，张太后无力干预，才敢如此肆无忌惮。”朱棣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担忧，“只是，祁镇这般行事，文官集团定然不会善罢甘休。”
他深知文官集团的手段，一旦触及他们的核心利益，他们便会不惜一切代价反扑——造谣中伤、联合逼宫、甚至发动政变，都有可能。
“祁镇重开银矿，等于是断了文官集团的财路，他们必然会想方设法阻挠、破坏。”朱棣语气沉重，“到时候，若是祁镇处理不当，要么是大明元气大伤，朝廷与文官集团两败俱伤；要么便是他帝位不保，被文官集团联手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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