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府，一名锦衣卫百户坚决不受贿赂，执意要清查当地大族的田产，结果在夜间巡查时，被一群蒙面人袭击，身中数刀，惨死在客栈之中。官府接到报案后，虽表面上立案侦查，却迟迟没有进展，最后只能以“劫匪劫财杀人”草草结案。
杭州府，当地的士绅们则采取了拖延战术。每当清查官员上门，他们便以“田契遗失”“账目混乱”为由，拒不配合；要么就故意引导官员去清查那些无关紧要的小田产，将大片的良田隐瞒起来。官员们虽心知肚明，却因地方势力盘根错节，难以深究。
然而，这些手段还只是开胃小菜。很快，江南士绅便想出了一个更阴毒的法子，来应对摊丁入亩。
苏州府下辖的昆山县，有一户姓周的地主，家中有良田千亩。他召集了家中的佃户，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买卖契约”，威逼利诱道：“如今陛下推行摊丁入亩，按田亩交税，我家田多，赋税太重，实在承担不起。这些田地，我‘卖’给你们，地契暂时由我保管，你们只需按往年的租子交给我，至于赋税，就由你们承担。若是你们不肯，我便收回田地，让你们无地可种，饿死街头！”
佃户们都是贫苦百姓，哪里敢违抗地主的意愿？他们深知，自己若是没了田地可种，全家都得喝西北风。无奈之下，只能在地主的逼迫下，在契约上按下了手印。
这样的场景，在江南七省遍地都是。地主士绅们将手中的一部分良田，以“强买强卖”的名义，转到了佃户或贫苦自耕农的名下，表面上看，这些田地已经归佃户所有，赋税自然该由佃户缴纳；可实际上，地契依旧攥在地主手中，田地的实际控制权也仍在他们手里，佃户依旧要向他们交租，只是多了一项沉重的赋税负担。
他们打的如意算盘是：官府要收税，就去找那些佃户要，佃户们贫苦，根本交不起这么重的赋税，最后官府要么收不上来税，要么就会因为百姓不堪重负而引发民怨，到时候，朱棣自然会收回摊丁入亩的政令。
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一般，很快就传到了应天的乾清宫。
朱棣正坐在御案前，翻阅着各地送来的奏报。巡按御史的奏折中，有的说江南清查工作进展顺利，田亩数量已初步核实；有的却含糊其辞，只说遇到些许阻力，尚未完成清查。而锦衣卫送来的密报，则详细揭露了江南士绅的种种抵制手段——贿赂官员、暗杀锦衣卫、拖延清查，以及将田地转到佃户名下的卑劣行径。
看着这些奏报，朱棣的脸色越来越沉，手中的朱笔捏得越来越紧，指节泛白。他想起了六部那些官员，表面上个个道貌岸然，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暗地里却与江南士绅勾结，收受贿赂，明嫖暗娼，做着各种下作的勾当；想起了部分勋贵，仗着自己是开国功臣之后，便目无法纪，兼并土地，偷税漏税，全然不顾国家安危。
“哼！”朱棣发出一声冷哼，声音中充满了冰冷的怒火，他自言自语道，“今日朕退一步，明日你们便要进十步；今日朕若是妥协，明日这大明的江山，便要落入你们这些蛀虫手中！朕告诉你等，即便要退，那也是后继之君的事，永乐一朝，官绅休想崛起！”
他猛地将朱笔拍在御案上，站起身，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的寒光：“既然你们想玩，那朕就陪你们玩到底，看谁玩得过谁！”
朱棣的雷霆手段，随即展开。
第一道命令，下给了锦衣卫北镇抚司、南镇抚司与东厂。
北镇抚司负责侦缉百官，南镇抚司负责锦衣卫内部的监察与法纪，东厂则直接对皇帝负责，监察天下。三道机构齐出，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迅速撒向了江南与应天的官场。
很快，一则流言便在朝野内外悄然传开：江南沈家、王家、李家、高家四大世家，勾结朝中部分官员与勋贵，因不满摊丁入亩新政，意图谋反，暗中联络倭寇与北方的蒙古部落，欲里应外合，推翻永乐帝的统治。
流言一开始只是在私下传播，但在锦衣卫与东厂的暗中推动下，很快便传遍了应天的大街小巷，甚至传到了江南各地。人们对此将信将疑，但“谋反”二字足以令人心惊胆战，原本与四大世家交往密切的官员、士绅，纷纷开始与他们划清界限，生怕被牵连其中。
四大世家得知这则流言后，气得暴跳如雷。沈仲元拍着桌子怒吼：“朱棣太卑鄙了！竟然用这种污蔑人的手段！我们何时要谋反了？这分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王承业脸色惨白：“流言可畏啊！若是这流言传到朱棣耳中，他定会借此机会对我们下手！我们必须想办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可他们越是想要澄清，流言就传得越凶。锦衣卫与东厂故意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比如四大世家与某官员的书信往来、与海外商人的接触记录等，让流言变得愈发真假难辨。一时间，四大世家陷入了舆论的漩涡，焦头烂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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