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水流深”的智慧，如同在寒川高效运转的科技体系深处，悄然注入了一股鼓励突破、包容试错的活水。林牧之与核心重臣在静心亭的密谈精神，虽未形成煌煌诏令，却通过禽滑略、华棠等人的身体力行，逐渐在工造司、格致学院等核心机构中扩散开来。几个由年轻俊才主导的“非常规”研究小组得以成立，学术评议中对“大胆假说”的容忍度也有所提高。然而，这种依赖于顶层权威个人意志和元老们言传身教的“柔性”引导，其影响范围终究有限，且难以持久、难以推广至寒川庞大的官僚体系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就在这“静水”试图激发“深流”之际，一起并非发生在技术前沿，而是关乎普通百姓生计的技术应用伦理事件，将另一个更为普遍和紧迫的议题，尖锐地摆在了寒川统治者的面前。
事件起源于寒川东南部一个以冶铁闻名的郡县——“铁山郡”。郡内大小矿场、工坊林立，是寒川军工和民用铁器的重要供应地。工造司推广的新式“高炉炼铁法”，因其效率远超传统土法，被官府大力倡导。一位精明的官营矿场主事，为了超额完成年度定额以获取考绩优等，不惜强制矿工和炉匠日夜轮班，并将高炉的利用推至设计极限。结果，因过度疲劳和设备超负荷运转，一座高炉发生严重事故，炉体崩裂，铁水横流，造成数十名工匠死伤，其状惨不忍睹。
这起悲剧，若在以往，或许会被简单地归为“安全生产事故”，追究主事者责任便可了事。然而，随后由王玄策派出的巡按御史深入调查后，却发现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该主事之所以如此急功近利，除了个人品性，也与郡守下达的过高经济指标、以及朝廷对“新技术推广效率”的片面强调有关。更触目惊心的是，调查还发现，由于新式高炉的推广，大量使用传统小坩埚炼铁的个体工匠迅速破产，沦为赤贫，而官营工坊却未能有效吸纳这些剩余劳动力，导致郡内流民增多，治安恶化。新技术在带来效率的同时，也像一把无情的利刃，切割着原有的社会结构，却未能及时抚平伤口。
几乎同时，药石司也遇到类似困境。华棠力主推广的磺胺药，在救治了无数生命的同时，因其制作成本仍相对较高，在民间形成了“官药价昂，私药横行”的局面。一些不法药商以次充好，甚至伪造磺胺，牟取暴利，反而贻误病情，引发了新的信任危机。
凡此种种，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科技之力，若缺乏明确的规则引导和道德约束，其带来的福祉可能被其产生的新的不公与伤害所抵消。 “科技兴邦”的国策，不能仅仅关注技术的“先进性”和“效率”，还必须关注技术应用的“公平性”和“向善性”。
这一沉痛的教训，让林牧之意识到，“静水流深”激发创新活力固然重要，但为科技力量的奔涌划定“河道”，明确“流向”，使其真正“泽被苍生”，而非成为脱缰的野马或少数人谋利的工具，已是刻不容缓。他曾在科技伦理上有所探索，但如今，必须将这种探索从理念和个案层面，提升到系统性的法律和制度构建。
一场旨在为科技应用立规矩、明方向的立法进程，在林牧之的强力推动下启动。其目标，是为寒川的科技发展构建一套 “善治”的框架。
林牧之首先在御前会议上，定下了立法的基调：“科技之用，譬如水火，善用之则福泽万民，不善用之则祸患无穷。以往我等重其‘利’，而今，须更重其‘义’。朕意，当制定《寒川科技善治通则》，为天下科技之用，立下不可逾越的规矩与应当遵循的道义！”
这部《通则》的制定，经历了激烈的朝堂辩论和细致的调研。
? 以御史大夫孔文渊为首的保守派，主张严格管制，甚至提出“奇技淫巧，惑乱人心，当禁于未萌”的极端观点。
? 而一些急于求成的地方官员，则担心规矩太多会束缚手脚，影响政策考核。
? 禽滑略、华棠等科技重臣，则从专业角度，强调规则需有科学依据，避免“一刀切”扼杀创新。
最终，在林牧之的平衡与决断下，《寒川科技善治通则》确立了核心原则：
1. 民生为本原则：开宗明义，规定任何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其最终目的应是增进民生福祉，提升民众生活品质。禁止研发和推广应用明显危害公众健康、安全或尊严的技术。
2. 公平普惠原则：要求朝廷在推广有益技术时，必须考虑其社会影响，采取措施防止技术垄断导致的社会不公，并努力缩小因技术获取不均而产生的“数字鸿沟”。例如，要求官营工坊吸纳因技术更新而失业的传统工匠进行培训转岗；对惠民药价进行补贴或调控。
3. 风险预防原则：对于可能存在重大未知风险的新技术，实行“谨慎应用”原则，要求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和伦理审查，并建立应急预案。明确了技术事故中，官署、业主、工匠各自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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