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儿痘疹疫情的平息，以及随之而来的太医院与药石司之间从激烈对抗到初步融合的转变，如同一场高烧后的汗出，虽带走了病痛，却也留下了深沉的思考。林牧之在御书房那场调和孙思邈与华棠的谈话，看似只是处理一次具体的部门纠纷，实则触及了他长久以来萦绕心头的根本性问题：寒川倾举国之力推行的“科技兴邦”，其终极目的何在？科技这柄愈发锋利的双刃剑，究竟该如何驾驭，才能使其真正造福于民，而非反噬其身？ 接连不断的内外挑战——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社会矛盾、伦理争议、新旧观念碰撞——都迫使他必须超越具体的战术应对，从更高的哲学层面，为寒川的科技之路构建一套坚实的思想根基和行动指南。
这场关于国家战略灵魂的深刻思考，最终在一次特意安排的、范围极小的御前议政中，由林牧之亲自揭开序幕。与会者仅有内阁首辅王玄策、大将军郑知远、工造总局会办大臣陈烁、情报司主官皇甫嵩这四位核心重臣。地点选在了宫中收藏典籍、最为幽静的“文华阁”。
没有繁文缛节，林牧之屏退左右，开门见山，语气沉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诸卿，近日疫病之事，乃至此前种种，朕思之良久。我寒川自定‘科技兴邦’之策以来，攻城略地，利器频出，国势日盛。然，外有奥伦特强敌环伺，内有新旧之争、环境之困、人心之惑。朕常自问：我寒川究竟要成为怎样的强国？科技于此强国之中，又当居于何位？ 今日召诸卿来，非为议具体政事，乃欲与诸卿探讨这‘科技’二字背后的‘道’与‘理’。”
四位重臣闻言，皆神色一凛，意识到这将是一场关乎国策根本的讨论。
老成持重的王玄策首先开口，他代表着稳健与秩序：“陛下，老臣以为，科技者，强国之器也。其用在于富国强兵，保境安民。犹如农人手中的锄头，兵士手中的刀剑，重在实用。故而，发展科技，当以于国有利为准绳，过于玄虚或易生弊端者，当慎之又慎。” 他的观点务实，强调科技的“工具性”和“实用性”。
大将军郑知远则从军事角度出发，声音洪亮：“陛下，王相所言极是！科技首先便是克敌制胜之利器！‘雷龙炮’、‘火龙炮’便是明证！若无此等利器，我寒川早已被群狼分食。故，科技之发展，必先满足国防之需，此乃立国之本！至于其他，皆可缓图。” 他的观点更侧重于科技的“武力保障”功能。
工造总局会办大臣陈烁，作为科技事业的直接推动者，目光更为热切和深远：“陛下，二位大人之言，皆在情理。然，臣以为，科技绝非仅是工具或兵器。它更是一种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全新方式！显微镜下，可见前所未见之微生物；蒸汽之力，可驱前所未有之巨轮。科技拓展了我人族之眼界与力量边界。其意义，在于开启民智，解放人力，创造过去不敢想象之可能。故而，发展科技，需有探索未知之勇气与包容失败之胸襟，不可过于急功近利。” 他强调了科技的“启蒙”和“创新”价值。
情报司主官皇甫嵩阴鸷的声音响起，带着一贯的冷静与警惕：“陛下，科技之力，确可强国，然其风险亦巨。利器可伤敌，亦可伤己；新学可启智，亦可惑心。臣观奥伦特，其科技亦强，然其扩张之势，咄咄逼人。故，发展科技，必须辅以周密之制衡与防范。需有严格律法约束其滥用，需有强大力量守护其成果，需有清醒头脑警惕其异化。科技若无约束，则与洪水猛兽无异。” 他点出了科技的“双刃剑”属性和风险控制的重要性。
四位重臣的观点，分别代表了“实用主义”、“军事优先”、“创新探索”和“风险控制”四种倾向，各有侧重，也各有局限。林牧之静静地听着，不时颔首，并未立即评判。
待众人言毕，阁内陷入短暂的沉寂。林牧之缓缓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庭院中历经风雨的古柏，良久，方转过身，目光深邃而澄澈，仿佛已穿透眼前的纷扰，看到了更本质的规律。
“诸卿之论，朕深以为然，然亦觉各有不足。”他的声音平和，却带着一种洞察本质的力量，“王卿言科技为器，然器无魂，则终是死物；郑卿言科技为兵，然兵无道，则徒增杀孽；陈卿言科技为探索，然探索无向，则易入歧途；皇甫卿言科技需约束，然约束过甚，则扼杀生机。”
他踱步回到众人面前，条分缕析，阐述其深思熟虑后的“科技哲学”：
“朕以为，寒川之科技兴邦，当立基于以下数端，可谓之 ‘科技五要’：”
“其一，科技之根，在于人。 一切科技发明、应用之最终目的，非为炫耀，非为征服，而是为了寒川亿万子民之福祉。是为了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病得医、居得安，是为了让寒川子弟有更广阔之前程、更尊严之生活。磺胺活人，水车溉田，此乃科技之根本价值。若科技发展反而导致环境恶化、民生凋敝，则无异于本末倒置。故，评判科技之标准，首看是否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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