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工坊”血的教训，如同一记沉重的警钟，让寒川的统治阶层和技术精英们从对技术效能的一味追求中惊醒，开始将“安全生产”和“生命尊严”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相关的法令、监管与文化构建逐步展开，生产一线的混乱与风险得到了有效遏制。然而，就在这种对“如何安全地使用技术”的反思尚未完全沉淀之际，一些更为深邃、更为棘手的问题，伴随着寒川科技触角的不断延伸，悄然浮出水面。这些问题，不再关乎技术操作的“对错”，而是直指技术应用的“应为与不应为”，即科技伦理的边界。
这一全新的挑战，最初以两种截然不同、却同样令人不安的形式，呈现在林牧之面前。
第一件事，关乎生命的代价与抉择，由华棠紧急禀报。随着磺胺类药物在军中和民间的广泛应用，其强大的疗效拯救了无数生命，但一种可怕的副作用也开始显现——部分伤员在重复使用后，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因此丧命。更令人揪心的抉择出现在军医院：当一批重伤员同时送达，而磺胺药粉储备有限时，医官应优先给谁用药？是伤势最重者？还是年轻有望生还者？或是军官与士兵是否应有别？这种 “救命药”反而催生的“生死抉择” ，让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华棠深感痛苦与迷茫。她向林牧之呈上一份沉甸甸的奏章，问道：“主公，药石本为活人，然当其不得不择人而救时，其用之‘善’何在？科技之力，若失控于人道，其与刀剑何异？”
第二件事，则触及自然的平衡与干预的限度，由王玄策忧心忡忡地提出。农部为追求粮食增产，大力推广由格物院培育的“寒川一号”新稻种。此稻种抗病强、产量高，但需大量水源和特定肥料，且生长周期固定，挤占了其他作物的空间。一些地区盲目改种，导致传统作物多样性丧失，当地农户对单一稻种产生依赖，一旦遇到特殊气候或病虫害，可能面临绝收风险。更有农部官员提出“激进”方案：为开垦更多稻田，建议大规模排干一片具有重要生态调节作用的沼泽湿地。王玄策质问：“主公，追求一物之丰产，若以万物之凋零为代价，此乃进步，抑或劫难？ 我辈是否有权为眼前之利，而肆意更改天地生成之格局？”
这两件事，像两根尖锐的刺，扎入了林牧之及其核心谋士们的心中。它们不再是可以靠更严格的规程或更精良的设备所能解决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上升到了 “价值判断”和 “责任伦理” 的层面。禽滑略在面对华棠的诘问时，也陷入了沉思：他毕生致力于造出更强大的武器守护寒川，但若此武器落入敌手或使用不当，造成的杀戮是否违背了初衷？科技的力量，仿佛一柄无鞘的双刃剑，在展现其斩断困境的锋芒时，也显露出可能伤及自身的危险。
一场关于 “科技为何而用？其边界何在？” 的深刻辩论，在观星阁内悄然展开。与以往讨论具体技术路径或安全措施不同，此次辩论的氛围更加凝重，涉及哲学、道德与治国理念的碰撞。
以禽滑略、部分工造司官员及军械司代表为首的 “工具理性派” 认为：科技本身并无善恶，其价值在于效用。 磺胺药能多救一人便是善，新稻种能多产一石粮便是功。至于用药选择、生态影响，乃是使用者的管理问题，不应归咎于技术本身，更不能因此束缚科技发展的手脚。他们的观点尖锐而务实：“若因噎废食，则寒川永无强盛之日！”
而以华棠、王玄策、以及部分格物院注重生态研究的学者为代表的 “人本自然派” 则坚持：科技的发展必须有其伦理底线和生态红线。 不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必须考虑其长远的、综合的后果以及对人本关怀和自然和谐的潜在冲击。华棠痛切陈词：“医者父母心，岂能视人命为可权衡之数字？” 王玄策则警示：“竭泽而渔，岂是长久之计？我等岂能成为子孙后代眼中的罪人？”
双方争持不下，都将目光投向了沉思不语的林牧之。此时的林牧之，内心正经历着巨大的波澜。他比任何人都渴望寒川的强大，但也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个只知追求力量而失去道德准绳和自然敬畏的邦国，终将走向疯狂与毁灭。他想起了古籍中所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推及科技，便是“君子强国，用之有德”。
良久，林牧之缓缓抬起头，目光扫过众人，声音沉稳而蕴含着力量：
“诸公之论，皆有其理。然，朕以为，尔等所争，实则一体之两面，不可偏废。”
“滑略所言极是，科技乃强国之器，岂可自缚手脚？ 然，华棠、玄策之虑，更是深谋远虑，关乎国运根基！”
“今日之辩，让朕悟到：寒川科技兴邦，行至今日，已不能仅满足于‘能否做到’，更需追问‘应否去做’以及‘如何做得更好’！此乃科技之‘道’ ，关乎人心向背与天地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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