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任用”这四个字，在体制内的话语体系中，向来包含着微妙的双重含义，如同蒙着一层薄纱，需要结合具体情境才能窥见其下隐藏的真实意图。
李达康的大脑飞速运转，试图解读这背后的信号。
第一种可能，是升迁前的惯例操作：干部在提拔到更高职位前，需要先免去原有职务，然后再宣布新的任命。
他上下仔细打量着吴春林的表情和姿态，试图找到一丝祝贺或暗示的痕迹，但吴春林脸上只有公事公办的严肃，眼神平静无波，看不出任何积极的信息。
而且，如果是升迁，上级组织部门在免职前，按程序一定会进行任职考察和谈话，但他对此毫无印象。这条路，似乎走不通。
那么，就只剩下第二种，也是更为严峻的可能：降职，甚至是“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的前奏。
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会先免去职务，但通常不会附带“另有任用”这句听起来颇具安抚性、甚至带点希望的话。
这模糊的措辞，反而让局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让他一时之间难以准确判断沙瑞金和省委的真正意图。
就在他心乱如麻之际，吴春林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上前一步，轻轻拍了拍李达康的肩膀，这个动作不再仅仅是程序化的，似乎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个人情绪。他压低了声音，语气也变得有些复杂：
“达康同志，关于当年的金山事件……我们组织了大量的力量，重新查阅了卷宗，走访了当年的知情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取证。再结合易学习同志最近提供的证词……说实话，”他微微停顿，目光直视李达康，“主要的责任，其实并不在你。”
“啊？……”李达康猛地抬起头，脸上写满了错愕与难以置信，直愣愣地看着吴春林，仿佛没有听清，或者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这与他多年来内心背负的沉重包袱，以及外界对此事的定性，截然不同！
“你……好好想想吧。我先走了。”吴春林没有再多做解释，只是又意味深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转身，迈着沉稳的步伐缓缓走了出去，留下李达康一个人僵在原地，心潮澎湃。
吴春林这突如其来的“交底”是什么意思？李达康强迫自己从最初的震惊中迅速冷静下来，大脑像高速计算机一样开始分析这有限的信息。
“金山事件，错不在我？” 这是吴春林亲口说的。如果主要责任不在我李达康，那在哪里？在易学习？
他当年是县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但已经被降职处理了。
在王大陆？他作为具体执行方，也已被开除公职。两个直接当事人都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按照“一事不二罚”的原则，不太可能再翻出来重处。
那么……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将矛头指向了更高层——时任领导，赵立春？！
这个结论让李达康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陷入了极度痛苦的纠结之中。
难道，沙瑞金和上面的真正目的，是要我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老领导赵立春身上？
可是，我李达康能有今天，离不开立春同志的提携和信任，我做过他的秘书啊！“出卖”自己的老领导、旧主？这在官场文化中是极其为人所不齿的行为，是背叛！
就算我靠着“揭发”赵立春能从眼前这个泥潭里暂时脱身，我的政治信誉也将彻底破产，未来还有哪个领导敢用我？
最好的结局，恐怕也就是被安排到政协、人大某个闲职上，挂着虚名，直到默默退休，政治生命实质上已经终结。
可是，如果我不配合，坚持不出卖赵立春呢？
那后果可能更加不堪设想。证据可能被坐实，问题可能被无限放大，到时候，恐怕连眼前这扇门都走不出去了，等待我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和铁窗生涯。
一边是道义、声誉和可能被边缘化的未来；另一边是身败名裂、失去自由的巨大风险。
李达康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每一个选项都无比沉重。
吴春林留下的那句话，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正在不断扩大。
“达康同志，达康同志……？” 田国富看着李达康脸上阴晴不定，神色在挣扎、恐惧、犹豫和一丝狠戾之间飞速变幻，内心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舒畅和快意。
他表面上维持着关切的神情，心底却在冷笑。
眼前这两个人，高育良和李达康，曾经是何等的目中无人！
高育良身为省委三号，手握政法委和“汉大帮”，根基深厚，从不把他这个纪委书记放在眼里，这倒也罢了。
可你李达康，一个先后依附赵立春、又想投靠沙瑞金的“三姓家奴”，凭什么也敢用那种居高临下的眼神看他田国富？
如今，看到这位曾经在汉东政坛叱咤风云的“闯将”沦落到如此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田国富只觉得胸中积压多年的那口恶气，总算吐出来了一些，心里实在是舒服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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