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厚重的木门轻轻合拢，将高育良略显沉重的脚步声隔绝在外。
程度没有立刻坐回他那张象征权力的宽大座椅，而是长久地伫立在窗前，目光穿透玻璃，追随着楼下那个渐渐融入暮色与车流的、熟悉而孤直的背影，直到那身影彻底消失在视线尽头。
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高育良身上淡淡的烟草味，混合着普洱茶的醇厚气息，以及一种无言的压力与托付。程度的心中五味杂陈，更多的是一种沉甸甸的感慨。
高育良，的确是一位好老师。
这个评价，此刻在程度心中无比清晰。并非指其学问多么渊博，也非指其权术多么高明，而是在于那份浸透在骨子里的、近乎迂阔的“护犊”之情与文人风骨。
在已经隐隐知晓自己曾经器重的学生陈海，极有可能卷入危害国家安全的重大案件，甚至可能面临身败名裂、锒铛入狱的绝境时，高育良没有选择明哲保身、划清界限，更没有像某些人那样落井下石、急于撇清。
他选择了以一个老师、一个前辈的身份，来到他这个现任省委副书记、京州市委书记的办公室，以近乎直白的方式探询真相，言语间虽未明言，但那份希望“慎重”、“留情面”、“考虑过往贡献”的潜在意味，程度听得明白。
这种事，放在绝大多数身居高位的官员身上，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愚蠢和冒险。
趋利避害是官场本能，何况是如此敏感、如此重大的案件？主动沾边都唯恐不及，谁还会主动上门，为一个可能“有罪”的学生“求情”？
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更需要一种超越利益算计的情感与担当。
但放在高育良身上，程度并不觉得奇怪。
他想起了那个被尘封在记忆深处、只有他自己知晓的“前世”。
在那段模糊而又清晰的轨迹里，当祁同伟在孤鹰岭那声枪响终结一切后，得知消息的高育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夜，烟雾缭绕，沉默得像一尊石像。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自己一生教书育人，最得意的三个学生——祁同伟、侯亮平、陈海——何以会走到那般境地？
陈海昏迷不醒，成了植物人，那是命运无情的打击；
侯亮平呢？那个曾经聪慧正直的学生，后来却像最锋利的猎犬，追着他的老师、他的学长，步步紧逼，毫不留情。
高育良或许曾自问：自己怎么就教出了这样一只“白眼狼”？而最让他痛彻心扉的，是祁同伟。
那个出身寒微却天赋卓绝、被他一眼看中的学生。
毕业后遭逢不公，被发配到偏远乡镇司法所，那时的他，一个清贫的大学教授，空有爱才之心，却无力改变什么。这成了高育良心头的一根刺。
后来，他调任省高院，手握实权，便开始了一种近乎补偿式的提携。
他动用自己的资源和人脉，为祁同伟铺路搭桥，扫清障碍，看着他一步步从司法系统转入公安战线，看着他以惊人的速度晋升，不到四十岁便坐上了省公安厅副厅长的位置。
他以为这是栽培，是补偿，是师生情谊的延续。
可最终，祁同伟却走向了彻底的毁灭，用最决绝也最不堪的方式，给师生关系画上了一个血腥的句号。
那一夜，高育良抽光了所有的烟，也没能想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是补偿过了头，滋生了贪婪？
是权力腐蚀了初心？
还是那最初的“不公”，早已在祁同伟心中埋下了扭曲的种子？
想不明白，或许已不重要。
祁同伟的死，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高育良内心某些摇摇欲坠的东西，也点燃了他沉寂已久的血性与锋芒。
他清楚地知道，当时的省委书记沙瑞金，就在办公室里等了他一整夜。
沙瑞金在等他“投诚”，在等他妥协，在等他为了自保而交出某些东西，甚至……将一些责任推给已经死无对证的祁同伟。
毕竟，以高育良当时的位置和沙瑞金的手段，要想帮他“脱罪”或至少大幅减轻罪责，并非完全没有操作空间。
代价无非是彻底的臣服，以及政治生命的苟延残喘。
但高育良没有。
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明知前方是政治生命的终点，甚至可能是牢狱之灾，却依然挺直脊梁走下去的路。
他要用自己最后的力量，向沙瑞金发起挑战，哪怕不能撼动其根基，也要撕开一道口子，打断其顺风顺水的仕途。
这不仅仅是为了祁同伟，或许也是为了他心中那份早已模糊但从未完全泯灭的、关于公平正义的执念，更是为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不肯彻底屈膝的“风骨”。
这就是高育良。复杂，矛盾，有私心，有算计，但在大是大非和某些关乎人格底线的时刻，他却能展现出令人动容的坚持与担当。
程度收回望向窗外的目光，办公室内一片寂静。他缓缓坐回椅子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光滑的桌面。前世高育良的结局，让他唏嘘，也让他对眼前这位老师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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