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亲眼见到理论迸发出超越预期的伟力,他轻抚长髯,嘴角含笑,已然看到北伐之师装备精良、国富民安的盛世图景正于此奠定。
蒋琬沉稳地点点头,呼吸因看到确切的量化成果而变得深沉有力。
他脑海中飞速计算的,不再是“能否节省”,而是“果然远超预期”的确认与激动。
国库增收、民力得以转至农桑的繁盛景象,已在他这位大管家的心中清晰呈现。
浦元激动得脸色涨红,这并非因为惊闻妙法,而是一位顶尖宗匠目睹自己毕生钻研的技艺被提炼升华、定为国策的无上荣耀。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绝非简单的点石成金术,而是将“点石成金”的技法变成了人人可学的标准,这才是真正开创时代的巨变!
那攀升的良品率和加快的节奏,正是对他和整个匠人群体智慧的最高肯定。
刘禅谕令择机兴办工匠学堂,专授标准技法,这更为这条已验证的强国之路铺设好了传承与扩张的轨道,帝国的工匠体系自此将迎来一个空前的繁荣时代。
与此同时,刘禅力排众议,以惊人的魄力决意鼓励商业流通。
他在一次小范围朝议中对心腹之臣阐述,目光灼灼,言语间仿佛有金铁交鸣之声:
“宫中丝帛,囤积库中不过朽蠹,然若售于陇西,换回战马、药材,则利在军国;成都之锦,蜀中之盐,若能源源不断输往吴、魏,其利岂止充盈国库?更能窥探外情,结交豪贾,其益无穷。彼辈攻讦‘重利轻义’?哼,国库空虚,大军无饷,空谈仁义何用!”
他坚信,生产之物,唯有通过交易,方能实现其价值,焕发生机。
尽管深知此策必遭猛烈抨击,但他从后世模糊的记忆碎片中,清晰地看到了商业繁荣所能引爆的、足以撼动天下的巨大能量。
“干就完了!”这份近乎莽撞的决心背后,是对富国强兵近乎燃烧般的极致渴望,是一国君主不容置疑的意志。
他新设税务司,专掌税赋征收。在相父诸葛亮的鼎力相助下,加之自身对古今治道之领悟,终于颁行一部暂行商法,明定规章、肃整市肆,并将其载入蜀科,公告天下。
税务司直隶天子,不受任何掣肘——但是,经商可以,必须老实缴税;牟利无妨,却不得违法乱纪。
初时的气象,确有一番新天新地之意。
商法甫出,政令初行,成都街市竟显出几分前所未见的整肃活力。
刘禅坐镇宫中,偶尔听得市井喧哗亦觉欣喜,仿佛已见涓涓商税汇成强军之源。
他甚至有片刻恍惚,以为这积重难返的国势,已经彻底被他一丝一缕地扭转过来……
也正是在这稍觉宽松的间隙,他忽然想起了三个几乎被遗忘的人:宗预、麋威、陈震。派他们寻访神医张仲景,至今未有音信,算算时日,也该快回成都了罢?
——然而现实的浪潮,从不因人的片刻恍神而止息。
初时的顺利不过是风起前的寂静,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限荒令》的推行,虽借清算张氏之威而势如破竹,可一旦触及天下世家根本之利,所遇抵抗之顽、之猛,远超预期。
而这一次,屹立于潮头全力相抗的,竟是位高权重、手握重兵的中都护李严! 李严坐镇永安,手握部分军权,地位尊崇,其怨怼也更深。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竭力为士族豪强代言的顶级权贵,其出身却并非传统的经学传家之高门士族,而是以吏干和军功崛起的豪强阶层。
但权力的异化正在于此:如今他已贵为托孤重臣,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蜀汉政权中庞大既得利益集团的首脑与代表。
此刻,他正在江州府邸的密室内,对几位心腹太守和豪族代表愤然作色,声音压抑着滔天怒火,几乎要将屋顶掀翻:
“诸葛孔明欺人太甚!清丈土地,括隐户口?这分明是要掘我等士族之根,断我等传承之基!他在成都一言九鼎,莫非真以为这巴蜀之地,离了他那套严苛峻法就转不动了吗?简直是赶尽杀绝!”
他素来自矜,与诸葛亮隙怨颇深,痛恨其专权,视《限荒令》为诸葛亮进一步削夺其权柄、打击其势力的恶毒工具。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权位之争,更是两种理念的终极碰撞。诸葛亮欲以法治国,强公室、抑私门,追求的是富国强兵以图中原;
而李严,无论其初衷为何,此刻已坚定地站在了竭力维持特权的豪门大族一边,成为了旧秩序的守护者。这是他与其政治对手之间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区别!
因此,他不再局限于上书,而是联合江州、巴郡等地太守、豪族,或阳奉阴违,拖延清丈;或借口山蛮骚动、粮饷不继,要求暂缓施行; 甚至暗中指使属下,散布流言,称《限荒令》实为“与民争利”、“竭泽而渔”,恐逼反地方云云。
其势大根深,盘根错节,一时间,竟让董允、蒋琬等人感到了如山岳压顶般的巨大压力,推行速度在巴西、巴东等地明显迟滞,如陷泥沼,政令不出官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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