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三年春，南中腹地。
溪河奔涌，绿意葱茏。
悄然覆盖着去岁战火遗留的疮痍。
自《抚南令》颁行以来，这片土地正经历着一场深刻而有序的变革。
其新政脉络，已如生机盎然的春藤，在曾经焦灼的土地上坚韧蔓延。
味县宣恩台，已成为这场变革的中枢。
诸葛亮坐镇于此。
白日里案头文书堆积如山。
他需逐一接见往来禀报的郡县吏员、负责具体事务的将领如张嶷、王平，以及那些揣着试探与观望、逐渐前来表示归附的夷部首帅。
入夜后，烛光则常映照着他与吕凯、李恢等军政大员的身影。
就如何“因俗而治”的细微处商议至深夜。
连日操劳使他面容清癯。
宽大衣袖下的手腕更显骨节分明。
案头那碗亲卫为他备下的羹汤，常因政务断续而数次温凉。虽满面风尘倦色，但在与吕凯深入商议如何引导夷部革除旧俗、化刀兵为犁时，他眸中那沉静而锐利的光彩，却丝毫未减。
沉毅如初。
蜀汉的政令与影响，正随着道路的延伸，稳固地抵达四方。
以官道为主干，一个庞大的交通体系正在南中大地加速构建。
数以千计的民夫与表现良好的降卒，在汉军监护与工官指导下，于险峻处开山凿石，夯土垫基。
昔日狭窄的五尺道被拓宽为通衢。
新的支线更如同强健的臂膀，将味县、滇池、台登等重镇与深处僻远的夷人寨落紧密连接起来。
沿途驿站已初具规模，确保了政令传递的畅通。
更令人欣慰的是，随着道路畅通，精明的商队已开始试探性往返。
一支常年跋涉于此的老商队首领，抚摸着新修驿站平整的墙砖，对伙计感叹道：“二十年矣，此闭塞之路终得复通！听，这马铃声响得都比往日清越！”
清脆的马铃与马蹄声，为寂静了多年的山谷带来了久违的生机。
这生机，并非短暂的喧嚣，而是源于一套旨在让百姓自力更生的农桑之本、渔猎之技。
正是在这套“农桑为筋骨，授人以渔”的理念下，台登城的“神农院”在李撰的主持下，变得日夜繁忙，炉火不息。
而今，院内新打造的曲辕犁、耧车、铁锄等农具已堆积如山，准备送往四乡八里。
这些关乎生计的利器，由张嶷亲自督导的宣化使、汉恩使护送至各郡县。
随行选派的，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老农，他们走入田垄之间，“不尚空谈，但示其利”，以实实在在的收成来说话。
起初，夷民们大多持观望之心，对汉人的新技术将信将疑。其中，一位曾对汉人深怀戒意的寨老，更是连续数日暗中比对汉军屯田与自家田地的秧苗长势。
日升月落，当他眼见汉田之苗日益茁壮、穗头饱满，远胜自家往年收成时，内心的坚冰终于开始消融。
一日清晨，他踌躇地走到汉军指派的老农面前，指着那新式的曲辕犁，生硬地问道：“此物……如何用法？”
这声朴素的问询，如同打开了一道闸门。堆肥沤粪之法、因地制宜的引水之术，便以此为开端，在夷汉百姓间悄然传开。一度在战乱中荒废的田地，也由此渐渐重披绿装。
农事渐稳，文教随之而兴。于各郡县乃至部分大寨所设的蒙塾，虽屋舍简陋，却已书声盈耳。
蒋琬、费祎、董允从成都选派的学官，与本地通晓汉夷语言的贤士共执教席，从最简单的汉字与计数教起，并巧妙融入农桑常识、医药卫生之理。
一名夷人幼童放学后，用树枝在沙地上歪歪扭扭画出先生所教的“禾”字，仰头对母亲说：“阿妈，先生说，此即吾等所食之稻谷！”
母亲怔怔地看着地上陌生的字形，又望望孩子那双发亮的眼睛，下意识摸了摸他怀中那本粗纸制成的书册，眼中水光潋滟，无言却已千言。
这般浸润，比任何强制的政令更能松动世代沿袭的隔阂。
农教既立，市易随之而兴。官市之中，盐、铁、布帛等夷民紧缺之物，在宣恩台平准物价之下，自蜀中源源运至；百姓则以药材、山货、皮毛等物公平交易，往日奸商盘剥之弊，为之一清。
市集日渐喧闹，往来不绝。一名山民携多年来积攒的几张上等狐皮，竟换得足供全家半年的盐巴与数匹厚麻布。
他手抚布匹，犹难置信，终与汉人市吏相视而笑。昔日战场刀兵，此刻已化市井烟火。
而这一切的背后，来自成都中枢的支持，始终坚实而稳定。
皇帝刘禅对丞相诸葛亮所请无不照准。
大司农府在蒋琬、费祎、董允的强力督办下，粮秣、农具、药材、书籍等物资源源不断经“南征专道”运抵，效率远超往常。
更应诸葛亮所请，特意调拨了一批善于水利工程的匠人前来助役。
这一切都明确表明，朝廷对南中的经营已进入投入巨大、志在长久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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