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逃亡派的虚妄：南中战略与蜀汉统治的结构性缺陷
“南奔南中”的提议，看似是无奈之下的退路，实则暴露了蜀汉对边疆统治的脆弱。南中七郡（今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自诸葛亮南征（公元225年）后名义上归属蜀汉，但实际控制权仍掌握在当地豪族手中。早在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南中夷帅刘胄就发动叛乱，虽被马忠平定，但“夷人复叛”的隐患始终存在。逃亡派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南中豪族为何要为蜀汉皇室的存亡冒险？
诸葛亮的“南抚夷越”政策，本质上是“以夷制夷”的羁縻策略。他任命李恢为降都督（南中最高长官），“赋出叟、濮，充继军资”，实则是以武力掠夺南中资源，而非真正的治理。据《三国志·李恢传》记载，李恢平叛后“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这种掠夺式统治导致南中夷人“怨恨蜀汉”。到刘禅时期，降都督霍弋虽“抚和异俗，为之立法施教”，但未能改变“中央弱、地方强”的格局。当蜀汉危亡时，南中豪族更可能选择“中立”或“依附新主”，而非接纳逃亡的刘禅。
即便刘禅成功逃到南中，也难以在此立足。南中地区开发程度低，“土地贫瘠，物产寡薄”，无法支撑一个流亡政权的运转；且地形复杂，“七郡隔绝，往来不易”，一旦被魏军追击，极易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谯周在驳斥逃亡论时说：“南中诸郡，平常无供，犹数反叛，今若内徙，必益其患，非久安之计。”这番话虽有投降派的立场，却道出了南中战略的虚妄——蜀汉从未真正将南中转化为可靠的后方，所谓“退路”不过是自欺欺人。
逃亡派的提议被否决，不仅因为南中不可靠，更因为益州士族的反对。他们不愿跟随刘禅逃亡，担心此举会引发魏军对益州的报复性屠杀，损害自身利益。当朝堂上无人支持逃亡时，刘禅的选择只剩下“降”或“战”，而“战”的资本早已被耗尽。
四、刘禅的选择：昏庸背后的“理性计算”
后世多以“扶不起的阿斗”嘲讽刘禅的昏庸，但细究他的投降决策，却能看到一个弱势君主在绝境中的“理性计算”。对刘禅而言，投降不是突然的怯懦，而是基于对自身利益、政权本质及现实处境的综合判断。
从个人利益看，刘禅清楚“战”的结局必然是身死国灭。当时成都城内“兵不满万，粮仅一月”，邓艾的军队虽疲惫却士气正盛，抵抗无异于自杀。而曹魏有善待降君的先例——汉献帝刘协被封为山阳公，得以安享晚年；公孙渊降魏后虽被杀，但属于反复叛乱者。刘禅判断“降魏”可保性命，后来他被封为“安乐公”，食邑万户，确实实现了“全身保族”的目标。
从政权本质看，刘禅或许早已意识到蜀汉的“借来的江山”属性。这个由荆襄集团建立的政权，始终未能融入益州社会，当外部压力足够大时，崩溃是必然的。他在降书中说“追思先祖因时际会，据有巴蜀，遂分疆裂土，鼎足而立”，用“因时际会”四字淡化“正统性”，暗示蜀汉政权本就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今“天禄永终”，投降是顺应天意。
从现实处境看，刘禅对群臣的忠诚度已失去信心。黄皓专权时，他对官员的掌控力大幅下降；诸葛瞻战败后，朝堂上“群臣或死或降，人心涣散”。据《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刘禅曾试图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却“群臣无人应诏”，这种孤立无援让他明白“战”已失去组织基础。与其被部下“献城”，不如主动投降以争取体面。
刘禅的“乐不思蜀”，常被视为昏庸的铁证，但放在当时语境下，或许是一种生存智慧。当司马昭问他“颇思蜀否”，他答“此间乐，不思蜀”，看似没心没肺，实则避免了被猜忌加害。这种“示弱求生”的策略，虽屈辱却有效，使他得以在洛阳安度余生，比后来被杀的孙皓（东吴末帝）结局好得多。
结语：认同危机下的必然终结
成都城的投降，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选择，而是蜀汉政权四十年统治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益州士族的“现实主义”、主战派的“理想崩塌”、逃亡派的“虚妄退路”，最终都指向一个结论：这个以“汉室正统”自居的政权，早已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
刘禅的降旗升起时，或许有无数蜀人想起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入成都的场景——那时的百姓曾以为迎来了“仁政”，却没想到四十年后，自己会成为“魏民”。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蜀汉为“兴复汉室”付出了巨大代价，最终却被自己试图代表的“汉地”民众所抛弃。这种背离，才是蜀国灭亡最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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