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排他性，最终转化为政治的疏离。当曹魏伐蜀时，益州士族谯周力主投降，其理由之一便是“魏承汉统，文化相近，降魏不失为汉民；若南奔，蛮夷之地，必遭屈辱”（《三国志·谯周传》）。这种选择背后，是对“荆襄文化”的排斥与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在益州士民眼中，蜀汉的“荆襄文化”并非“汉文化”的正宗，反而不如曹魏的“中原文化”亲切。文化认同的错位，让蜀汉的“正统叙事”彻底失去了根基。
三、知识分子的转向：从“托孤寄命”到“认同转移”
蜀汉的知识分子群体（以士大夫、学者为核心），曾是“正统叙事”的主要传播者与维护者。诸葛亮的《出师表》、杨戏的《季汉辅臣赞》、郤正的《释讥》，都在强化“兴复汉室”的信念。但到蜀汉后期，这个群体逐渐转向——从支持蜀汉转向中立甚至认同曹魏，他们的态度转变，是文化认同消解的重要标志，也加速了政权的崩溃。
知识分子的“失望”始于对北伐的质疑。诸葛亮时期，谯周、张裔等益州学者虽对北伐有不同意见，却仍认同“兴复汉室”的目标；姜维时期的北伐“屡败屡战”，让知识分子的质疑变成失望。谯周撰写《仇国论》，借“因余之国”（蜀汉）与“肇建之国”（曹魏）的对话，批判“处小攻大，兵疲民劳”，暗示北伐的非正义性；郤正虽侍奉刘禅，却在《释讥》中感叹“时移世变，非人力所能挽回”，流露出对现实的无奈。这些言论在士林中广泛传播，动摇了“北伐正义”的信念。
对“荆襄集团垄断”的不满，推动知识分子转向。蜀汉的学术资源（太学、藏书）被荆襄学者垄断，益州知识分子难以获得发展机会。陈寿年轻时“勤学，师事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却因“非荆襄籍”而长期不得升迁；李密（《陈情表》作者）“以文学显”，却“仕蜀不过郎官”。这种压制让益州知识分子意识到：蜀汉并非“天下士人的乐园”，而是荆襄集团的“私人领地”。他们对蜀汉的认同，逐渐让位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
曹魏的“招抚政策”，加速了认同转移。司马昭掌权后，针对益州知识分子推行“招降纳叛”政策：“蜀士来降者，量才录用，不咎既往”。许多益州学者通过“通使、书信”与曹魏士人往来，如谯周与陈群（曹魏司空）有书信交流，讨论“经学大义”；张翼之子张微“私入洛阳，见司马昭，论蜀魏形势”。这些交流让他们意识到，曹魏并非“篡汉逆贼”，而是“能容纳士人的政权”。景耀五年（公元262年），甚至有“蜀地学者二十余人，私往洛阳求学”，认同转移已悄然发生。
知识分子的“沉默”或“支持投降”，是认同转移的最终表现。绵竹之战后，成都城内的知识分子大多保持沉默，无人像刘谌那样“哭谏”；当谯周提出降议时，也无学者公开反对。陈寿在《三国志·蜀书》中，虽未直接否定蜀汉，却将其与曹魏、东吴并列，承认其“割据”性质，这种书写本身就是认同转移的结果。知识分子的转向，意味着“正统叙事”失去了最后的“吹鼓手”，政权的精神支柱彻底崩塌。
四、民间信仰的变迁：从“汉家神社”到“地方崇拜”
文化认同不仅体现在精英阶层的思想中，更体现在民间的信仰与习俗里。蜀汉初期，民间祭祀仍以“汉家神社”（如汉高祖、汉武帝庙）为主，象征对“汉室”的延续认同；到后期，民间信仰逐渐转向“地方崇拜”（如蜀王杜宇、李冰、诸葛亮），这种变迁反映了民众从“认同汉室”到“认同蜀地”的转变，是文化认同消解的最底层表现。
“汉家神社”的衰落，始于祭祀规格的降低。刘备时期，成都、汉中皆设“汉高祖庙”，由官府主持祭祀；诸葛亮时期，因北伐需要，缩减“汉家神社”的祭祀开支，转而祭祀“战神”（如关羽、张飞）；到刘禅时期，“汉家神社”的祭祀几乎停止，“岁时祭礼，皆由民间自发，官府不问”（《华阳国志·礼俗志》）。这种官方支持的撤离，让“汉家神社”失去了象征意义，民间对“汉室”的记忆日益模糊。
“地方神只”的兴起，填补了信仰空白。蜀王杜宇（传说中的“望帝”）、都江堰治水功臣李冰，本是益州本土的历史人物，蜀汉后期被民间尊为“守护神”，祭祀规模远超“汉家神社”。成都平原的百姓“春祭李冰，秋祭杜宇”，祈求“风调雨顺，远离兵灾”，这些祭祀与“汉室”无关，只关乎蜀地的安宁。甚至诸葛亮也被纳入地方崇拜——成都百姓在武侯祠祭祀他，并非因为他“兴复汉室”，而是因为他“治蜀有功”，这种“去政治化”的崇拜，反映了民众对“实用主义”的选择。
“巫鬼信仰”的复兴，削弱了“正统”的精神控制。益州本土的“巫鬼信仰”（如占卜、祭祀鬼神）在刘备、诸葛亮时期曾被压制，到蜀汉后期因“政令松弛”而复兴。民间通过“巫祝”占卜国运，多得到“汉祚已尽，蜀地将易主”的谶语，这些谶语虽荒诞，却反映了民众对蜀汉的失望。《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记载，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成都城内“巫者沿街呼‘魏师至，蜀当亡’，百姓竟相信之”，民间信仰已成为动摇政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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