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平定益州，诸葛亮为其列举的“人才名单”上，既有“卧龙”“凤雏”这样的顶级谋士，也有关羽、张飞般的绝世猛将，更有法正、李严等益州本土贤才。彼时的蜀汉，虽偏居一隅，却人才济济，堪称“群星璀璨”。但短短四十余年后，当邓艾兵临成都，刘禅环顾朝堂，竟找不出一位能统筹全局的谋臣、一位能独当一面的将领——人才的断崖式凋零，如同釜底抽薪，让这个本就弱小的政权彻底失去了挣扎的力气。
一、人才梯队的断裂：从“迭代有序”到“青黄不接”的代际鸿沟
诸葛亮深谙“人才迭代”的重要性，执政期间始终注重“老中青”梯队建设。他自己作为核心，身边既有刘备时代的“元老派”（如赵云、魏延），也有荆州系的“中坚派”（如蒋琬、费祎），更着力培养“新生代”（如马谡、杨仪）。他在《出师表》中推荐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皆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才俊，形成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良性循环。
但这一梯队在诸葛亮去世后迅速断裂。蒋琬、费祎执政时，虽能维持局面，却缺乏“识人用人”的魄力：蒋琬偏爱“稳重者”，对姜维这样的“激进派”始终压制；费祎注重“平衡”，对益州本土人才的提拔流于表面。更致命的是，他们未能及时培养“第三代”——蒋琬去世时，朝中能独当一面的大臣多已年过五十；费祎遇刺后，三十岁以下的青年才俊竟无一人能进入权力核心。
到刘禅后期，人才断代的恶果集中爆发。朝堂之上，核心官员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诸葛瞻虽为诸葛亮之子，却“名过其实”，缺乏实战经验；董厥、樊建作为“诸葛亮旧部”，虽忠诚却保守，面对危局只会“哭谏”；姜维作为唯一的“中生代”将领，却因“降将出身”被排挤，难以融入核心决策层。这种“老人政治”的僵化，让蜀汉失去了应对变局的灵活性。
最令人扼腕的是“青年人才的埋没”。罗宪文武双全，却因得罪黄皓被外放永安；霍弋熟悉南中事务，却因“非荆州系”始终得不到重用；李密（《陈情表》作者）才华横溢，却只能担任“郎中”这样的闲职。这些本可成为“救火队员”的青年才俊，在权力的边缘逐渐消磨了锐气，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王朝走向末路。
二、选拔机制的失效：从“不拘一格”到“论资排辈”的逆向淘汰
刘备、诸葛亮时期的人才选拔，秉持“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原则，打破了“门第”“派系”的限制。关羽“亡命奔涿郡”，却成“五虎上将”；王平“目不识丁”，却因“实战勇猛”被提拔为汉中太守；张裔是益州土着，却官至“辅汉将军”——这种“唯才是举”的氛围，让蜀汉能在短时间内聚拢各方人才。
但这一机制在后期彻底失效。荆州派为巩固权力，将“派系出身”凌驾于“才能”之上：尚书台、军中要职几乎被荆州籍官员垄断，益州人、东州人若想晋升，必须“依附荆州系”；黄皓掌权后，更是将“是否依附自己”作为选拔唯一标准，陈祗、阎宇等庸才因“阿附黄皓”平步青云，而罗宪、霍弋等贤才因“刚直不阿”被边缘化。
“论资排辈”的风气也日益严重。官员晋升不再看“功绩”，而是看“资历”：一个职位空缺，优先考虑“任职年限长”者，而非“能力强者”。蜀汉后期的《官员晋升簿》显示，地方太守的平均任职年限从诸葛亮时期的3年延长至8年，许多有潜力的年轻官员因“资历不够”被长期压制，最终“泯然众人”。
更可怕的是“人才外流”。由于晋升无望，部分益州本土人才选择“北投曹魏”：如张翼的侄子张微，因“在蜀不得志”投奔司马昭，后来成为伐蜀的谋士；犍为郡的杜轸，因“被排挤”入魏，官至西晋的“犍为太守”。这种“逆向淘汰”让蜀汉的人才池加速枯竭，最终陷入“无人可用”的绝境。
三、培养体系的崩坏：从“因材施教”到“虚有其表”的能力断层
诸葛亮不仅善“识人”，更善“育人”。他针对不同人才的特点“因材施教”：教马谡“兵法理论”，让其担任参军；教王平“识字断句”，助其弥补短板；教蒋琬“行政实务”，为其日后执政铺路。他还亲自撰写《将苑》《便宜十六策》，作为培养人才的教材，强调“为将者，需智、信、仁、勇、严”。
但这种系统化的培养体系，在后期荡然无存。刘禅对“人才培养”毫无兴趣，太学沦为“摆设”，博士（教官）多由“庸碌之辈”担任，教学内容从“实务技能”变成“空谈玄学”；军中的“传帮带”传统也消失了，老兵不愿教新兵，将领只知“发号施令”，却不愿传授实战经验。
能力断层在军事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诸葛亮时期的将领，多能“独当一面”：魏延善“奇袭”，赵云善“稳守”，邓芝善“外交”；而后期的将领，多是“复合型无能”——诸葛瞻不懂军事却硬要指挥，马邈不战而降，蒋舒临阵倒戈。绵竹之战中，蜀汉精锐“虎步营”面对邓艾的疲惫之师，竟“一触即溃”，可见军队指挥能力的全面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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