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诸葛亮去世后，改革精神迅速消退。蒋琬、费祎虽不算昏庸，却“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蒋琬想“乘汉水东下”攻魏，因“诸将反对”而放弃；费祎坚持“保境安民”，却对“吏治腐败”“土地兼并”视而不见。到刘禅后期，整个政权彻底“因循守旧”：面对“人口流失”，仍沿用旧的户籍制度；面对“财政枯竭”，仍靠滥发货币续命；面对“曹魏备战”，仍迷信“剑阁天险”——这种“拒绝改革”的僵化，让蜀汉失去了自我纠错的能力，如同“温水煮青蛙”，在舒适区里慢慢死去。
历史上的“改革-守旧”博弈，往往决定政权的寿命。王安石变法若能持续，北宋或可避免“靖康之耻”；张居正改革若不被废除，明朝或可延缓灭亡；而那些因“守旧”而亡的政权（如清末），都与蜀汉有着相似的病灶：不是没有危机意识，而是被“既得利益”绑架，拒绝任何损害自身利益的改革。蜀汉的“守旧”更具悲剧性——它连“改革的尝试”都没有，蒋琬、费祎的“维稳”本质是“纵容腐败”，最终在“不作为”中耗尽了诸葛亮留下的改革遗产。
四、周期律的启示：历史从不重复，但总是押韵
蜀汉的衰亡，如同一个微缩的“历史周期律”样本：创业期的理想主义→守成期的权力异化→利益固化导致民心流失→拒绝改革加速僵化→最终在内外危机中崩溃。这个过程，与秦、隋、元等“短命王朝”高度相似，也与汉、唐、明等“长寿王朝”的后期轨迹重合——区别只在于时间长短，而非本质差异。
但历史的吊诡在于，每个政权都知道“周期律”的存在，却很少能跳出。刘邦约法三章，却挡不住文景之后的外戚专权；李世民警惕“亡隋之鉴”，却挡不住武则天的“酷吏政治”；朱元璋严惩贪腐，却挡不住万历之后的“党争误国”——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警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可蜀汉最终还是重蹈了“后汉覆辙”。这种“明知故犯”，恰是人性的弱点：权力带来的诱惑，往往比历史的教训更有力量。
蜀汉的灭亡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亡国之痛”，更是“跳出周期律”的思考。它提醒我们：创业期的理想不能丢，否则权力会异化；百姓的利益不能忘，否则民心会流失；改革的勇气不能少，否则僵化会致命。这些道理，看似朴素，却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用清醒与坚守去践行——因为历史的周期律，从来不是“宿命”，而是“警示”。
结语：在历史的镜像里照见未来
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若放在“历史周期律”的框架下审视，会变得无比清晰：它不是某个人的错误，也不是某次战争的失败，而是一个政权在“创业-守成”的转型中，没能抵御人性的弱点、利益的腐蚀与僵化的诱惑，最终被历史的惯性推向深渊。
这片曾见证蜀汉兴衰的成都平原，后来又见证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宋元的交替、明清的更迭。每一次政权更迭，都在重复着相似的故事：理想的升起与陨落，民心的凝聚与离散，改革的尝试与失败。但正是这些重复的故事，构成了文明的记忆——让我们知道什么该坚守，什么该警惕，什么该改变。
蜀汉的镜像早已模糊，但它照见的道理依然清晰：一个政权的生命力，永远不在于疆域大小、兵力强弱，而在于是否始终保持“初心”，是否始终与百姓“同呼吸”，是否始终有“自我革新”的勇气。这或许是破解历史周期律的唯一密码，也是蜀汉灭亡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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