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穿透“后主昏庸”“黄皓乱政”的表象，会发现蜀汉的灭亡早已被一套自我强化的“致命闭环”所锁定：从诸葛亮时期“以攻代守”的战略误判，到姜维时期“饮鸩止渴”的路径依赖，每一次“自救”都在将其推向深渊。这个闭环的核心，是蜀汉始终没能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作为弱小政权，究竟该“守”还是该“攻”？这种战略迷失，比任何奸臣乱政都更具毁灭性。
一、诸葛亮的“战略遗产”：从“权宜之计”到“政治正确”
章武三年（223年），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给诸葛亮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荆州已失，夷陵新败，蜀地人心浮动，曹魏与东吴虎视眈眈。此时的诸葛亮，选择“北伐”本是无奈的权宜之计——通过对外战争凝聚内部共识，转移“荆州派”与“益州派”的矛盾，同时以攻代守，防止曹魏消化关中防线。
建兴六年（228年）第一次北伐时，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得直白：“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他的战略初衷清晰而务实：“祁山、陈仓等地若能得手，可作为缓冲，徐图关中。”此时的北伐，是“有限目标”下的理性选择。
但问题在于，当第一次北伐因马谡失街亭失败后，诸葛亮却将“北伐”上升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他在《后出师表》中强调“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把军事行动与“先帝遗志”深度绑定，甚至提出“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这种“不计后果”的姿态，让北伐从“战略手段”异化为“精神图腾”。
更致命的是资源投入的失衡。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诸葛亮时期，蜀汉每年将60%以上的财政用于军费，军屯所产粮食70%供应前线，导致民生投入严重不足。蜀地本就“土地肥沃但开发不足”，却因“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政策，错失了曹魏在关中、东吴在江南的农业发展黄金期。这种“军事优先”的路径，被诸葛亮的“道德光环”所掩盖，成为后世难以撼动的“祖制”。
二、蒋琬、费祎的“修正尝试”与失败
诸葛亮去世（234年）后，蒋琬、费祎曾试图打破“北伐迷信”，为蜀汉争取喘息之机。蒋琬提出“乘汉水东下，袭取上庸”的新战略，试图避开祁山的坚城壁垒，却因“违背先帝北伐路线”遭到朝野反对——荆州派元老们怒斥其“动摇国本”，甚至有大臣以“先帝在日，从未言及东出”为由死谏。最终，蒋琬的计划在“维护诸葛亮遗产”的名义下流产，他本人也因“优柔寡断”被边缘化。
费祎执政时（246—253年），采取更激进的“收缩策略”：明确限制姜维的兵力，每次北伐仅给他“万人规模”，并公开表示“吾等不如丞相亦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他的思路很清晰：蜀汉人口不足曹魏的1/5，唯有休养生息，待曹魏内部生变再图后举。
但这种理性，在“政治正确”面前不堪一击。姜维联合荆州派少壮派（如夏侯霸），以“忘先帝遗志”攻击费祎，甚至在朝堂上质问：“丞相六出祁山，难道是白费力气？”253年，费祎在宴会上被曹魏降将郭循刺杀（《三国志·费祎传》），后世多认为此事与姜维集团有关——一个试图修正战略的执政者，就这样死于“维护北伐正统”的名义下。
费祎之死，标志着蜀汉战略纠错机制的彻底失灵。此后，再无人敢质疑北伐，哪怕它已变成“自杀式冲锋”。
三、姜维的“路径依赖”：用更激进的错误掩盖旧错误
姜维接过北伐大旗时，蜀汉的资源已近枯竭。据《三国志·谯周传》，当时蜀地“户调倍增，民有菜色”，连军屯都出现“仓廪空竭”的危机。但姜维非但没有止损，反而选择“以毒攻毒”——他将北伐频率从“数年一次”提升至“每年一次”，甚至“一年两伐”，试图用军事冒险突破困局。
这种“路径依赖”的背后，是姜维的身份困境：作为曹魏降将，他必须通过北伐证明“对蜀汉的忠诚”，而荆州派元老也需要用北伐维系“权力合法性”。双方形成了诡异的合谋：姜维获得“无上限的军事授权”，荆州派则借北伐排挤益州派，哪怕代价是“士民疲弊”。
256年，姜维在段谷大败，“星散流离，死者甚众”（《三国志·姜维传》），这是蜀汉历史上最惨重的军事失败之一。战后，谯周撰写《仇国论》，以“因余之国（蜀汉）小而肇建之国（曹魏）大，力少而智寡”暗讽姜维“不自量力”，却被姜维斥为“惑乱军心”。此时的蜀汉，已陷入“越败越要打，越打越衰败”的恶性循环：败一次，就需要更多资源投入“雪耻”，更多资源投入导致民生更差，民生差又引发内部动荡，只能靠“下一次北伐”转移矛盾——就像一个赌徒，输得越多，越想翻本，最终输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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