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配的失衡，让“兴复汉室”的大义彻底失去民生根基。百姓不会关心“汉室是否复兴”，只在乎“明天能否吃饱”；当他们发现“北伐”带来的只有“儿子战死、粮食被征”，对政权的认同便会崩塌。正如《后汉书·刘焉传》评价的：“蜀人怨望，遂生离心。”
四、认知崩塌的最后一环：当“自己人”都不再相信
蜀汉灭亡的最残酷之处，在于它的崩塌并非“外敌太强”，而是“自己人先放弃”。这种放弃体现在三个层面：
- 统治阶层的分裂：诸葛瞻与姜维的矛盾，本质是“荆州派内部”的路线之争——诸葛瞻主张“保境安民”，却拿不出具体方案；姜维坚持“北伐求生”，却无视兵力枯竭的现实。两人互相拆台，让决策层陷入瘫痪。
- 知识分子的转向：谯周作为蜀汉太学博士，本应是“正统叙事”的维护者，却撰写《仇国论》公开质疑“以弱伐强”的合理性，甚至在邓艾兵临城下时，力劝刘禅投降：“若降魏，仍能封王封侯；若抵抗，必遭屠戮。”这种“理性”的背后，是对蜀汉政权的彻底失望。
- 普通百姓的冷漠：史载邓艾入蜀时，“百姓安堵，市不改肆”——没有反抗，没有恐慌，仿佛只是换了个收税的人。这种“平静”比任何反抗都更刺目，它意味着蜀汉早已失去了“民心”这个最根本的合法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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