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武侯祠的银杏又落了一层，沈砚州蹲在明碑“汉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前，用手指拂过碑文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忽然听见身后传来轻响。转身时，见苏临州正将一卷《蜀鉴》放在石案上，书页间夹着的笺纸写满批注，墨迹还带着新痕。
“沈兄还是对武侯情有独钟。”苏临州笑着落座，指尖点向笺纸，“不过弟近日重读《三国志》，倒觉得蜀汉之亡，未必是‘天亡’，更多是‘人谋不臧’——且是几代人的‘不臧’。”
沈砚州挑眉：“苏兄是指后主昏庸、黄皓乱政？这老生常谈，怕是浅了。”
“非也。”苏临州展开书卷，“且听弟分说，沈兄再驳不迟。”
一、“隆中对”的先天缺陷：战略蓝图的致命盲区
苏临州的指尖落在《三国志·诸葛亮传》的“隆中对”处：“‘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蓝图看着完美，实则藏着两个致命盲区。”
沈砚州摇头：“荆、益双据，攻守皆宜，何错之有？”
“错在‘双据’的不可持续性。”苏临州取出舆图铺开，“荆州与益州相隔千里，巫山、三峡阻断交通，一旦有事，援军难及。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失荆州，成都方面三个月后才收到消息，便是明证。诸葛亮想‘两头并重’，却没算到‘两头难顾’。”
他顿了顿，续道：“更要命的是‘天下有变’的前提。隆中对设想‘北方有变’时两路出兵，可曹魏自曹丕起，虽有高平陵之变，却未到‘分崩离析’的地步。诸葛亮六出祁山，曹魏始终‘上下一心’，这‘变’迟迟不来，‘以攻代守’便成了‘徒劳消耗’。”
沈砚州沉默片刻，反驳道：“但荆州不失，未必没有胜算。关羽若能守住荆州，蜀汉便有问鼎中原的根基。”
“沈兄还是太乐观。”苏临州苦笑，“即便荆州不失，荆、益两地的资源分配也是难题。益州要养北伐之兵，荆州要防东吴偷袭，两处常年备战，百姓负担只会更重。刘璋父子在蜀地‘宽政’四十年，刘备入蜀后‘赋役骤增’，已让益州人怨声载道，若再添荆州军需，怕是更早生乱。”
他指着《蜀鉴》的批注：“战略的本质是‘取舍’，隆中对想‘全得’，反而埋下‘全失’的隐患。这不是诸葛亮不智，是时代局限——他没见过后世的大统一王朝如何整合跨地域资源，只能按战国、楚汉的旧例规划，焉能无失？”
二、荆州集团的“权力闭环”：从“团结核心”到“封闭毒瘤”
沈砚州转开话题，指向《三国志·杨洪传》：“我倒觉得，真正的祸根是‘荆州人治蜀’的格局。杨洪为蜀郡太守，政绩卓着，却因是益州人，终其一生未入中枢；张裔被诸葛亮赞为‘楚之良才’，却因反对北伐被降职——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才是致命伤。”
“沈兄说到了点子上。”苏临州翻到《华阳国志》的“士女志”，“益州士族中，广汉秦宓、犍为张翼，哪一个不是经天纬地之才？可蜀汉朝廷里，益州籍九卿不足三成，尚书台更是‘荆州人的天下’。蒋琬、费祎、董允，清一色荆州背景，连姜维这个降将，都因‘与荆州派交好’才得重用。”
他起身踱步，语气渐沉：“刘备入蜀时，荆州人占总人口不足一成，却垄断了九成的实权职位。他们把蜀地当‘临时跳板’，想着‘光复中原’后还能回去，从没想过‘扎根益州’。诸葛亮南征，把孟获当‘蛮夷’打；姜维北伐，把南中当‘兵源库’征——他们始终是‘外来者’的心态，益州人又怎能真心归顺？”
沈砚州追问：“那为何东吴能‘江东化’，蜀汉不能‘益州化’？”
“因为孙权是‘本土化’的受益者，刘备是‘外来化’的既得利益者。”苏临州道，“孙权之父孙坚本是江东人，他重用周瑜、陆逊等本土士族，甚至娶江东女子为妻，早已‘江东化’；刘备却始终以‘汉室宗亲’自居，荆州派也需‘外来者’身份维系特权，谁愿放弃？”
他指向石案上的《仇国论》：“谯周为何力主降魏？不是他贪生怕死，是益州人受够了‘外来政权’的盘剥。邓艾入蜀时，蜀地百姓‘夹道欢迎’，这哪里是‘亡国之悲’，分明是‘解套之喜’。”
三、“北伐执念”的异化：从“信念”到“政治正确”的悲剧
暮色漫上碑刻，沈砚州望着“出师表”三个字，轻声道：“可诸葛亮的北伐，终究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不该被苛责。”
“信念若成了‘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便会变成毒药。”苏临州的声音带着惋惜，“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因马谡失街亭失败，本应反思战略，他却在《后出师表》里说‘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把北伐上升到‘道德绑架’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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