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州将卷宗重重拍在案上，烛火被气流掀得剧烈摇晃，映得他眼底的红血丝愈发清晰。“苏临州，你自己看。”他指尖点着卷宗里的税册记录，声音因连日不眠而沙哑，“延熙十年（247年），蜀郡每亩地纳粮三斛；延熙十五年（252年），涨到五斛；到景耀元年（258年），竟加到了七斛！短短十一年，赋税翻了一倍还多，可粮仓的入库记录却只增了三成——多收的粮食去哪了？”
苏临州捏着税册边缘，指节泛白。他刚从南中回来，衣袍上还沾着瘴气带来的霉味，此刻眉头拧成了疙瘩：“你是说……有人中饱私囊？”
“何止中饱私囊。”沈砚州冷笑一声，从堆积如山的卷宗里抽出另一份，“这是姜维帐下亲兵的粮饷单。普通士兵月粮两石，而荆州籍将领的亲兵，月粮五石还另发酒肉。南中刚平定那会儿，孟获旧部归降，朝廷答应免租三年，结果第二年就派税吏去催缴，逼得夷人再次叛乱——这些事，姜维知不知道？刘禅知不知道？”
苏临州沉默片刻，翻开案头的《出师表》抄本，指尖抚过“亲贤臣，远小人”六个字，轻声道：“诸葛亮在时，虽也重荆州人，但至少赏罚分明。他去世后，蒋琬、费祎还能压着底下人，可费祎一死，姜维掌了兵权，荆州集团彻底没了制约。你看这份名单，”他抽出一份官员籍贯录，“景耀年间的十二位九卿，有九个是荆州籍，剩下三个益州人，全是没实权的闲职。”
“这就是问题的根儿。”沈砚州踱到窗边，望着庭院里落满枯叶的石径，“刘备入蜀时带的荆州人不过数千，到刘禅时期，荆州籍官员的子弟已经成了‘蜀二代’，他们生在蜀地，却从没把自己当蜀人。去年我去巴郡巡查，当地亭长跟我说，有个荆州籍校尉的儿子，在市集上把益州商贩的摊子掀了，就因为对方少找了两个钱——那校尉不仅不赔，还说‘蜀地刁民，就该教训’。”
苏临州放下卷宗，忽然想起什么，从行囊里掏出一块磨损的木牌，上面刻着“南中屯将张”。“这是我在南中叛军营地捡的。张是益州大姓，这位张将军本是孟获的部下，归蜀后立过三次战功，却因为是益州人，始终得不到晋升。后来姜维征调南中兵去沓中屯田，冬天不给棉衣，冻死了不少人，张将军去求情，反被斥责‘有异心’，最后被逼反了。”他顿了顿，声音沉了下去，“你说，这些事能怪谁？怪张将军忘恩负义？还是怪那些坐在成都城里的人，把‘兴复汉室’当成压榨蜀地的幌子？”
沈砚州转过身，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泛黄的《蜀科》，翻开其中一页：“诸葛亮制定的律法里，‘荆州籍与益州籍同罪异罚’这条，当年就被法正劝过，说‘初入蜀地，宜宽不宜严’。可诸葛亮没改，他觉得‘非荆州人不能信’，结果呢？这条规矩像条毒藤，缠了蜀汉四十多年，越缠越紧。”他指着其中一行，“你看，荆州人犯了法，可由同乡官员担保免责；益州人就算没犯法，只要被荆州籍官员指控，先关起来再审——去年蜀郡有个秀才，就因为作诗被解读成‘讽刺北伐’，被荆州籍的太守抓了，到现在还关在牢里。”
“更要命的是兵源。”苏临州接过话头，拿出一份征兵册，“景耀三年（260年），朝廷下旨征兵三万，规定益州人占七成，荆州人占三成。可实际上，征来的益州兵大多派去守边陲要塞，荆州兵却留在成都附近当禁军。沓中屯田的士兵里，十个有九个是益州人，冬天连像样的营房都没有；而姜维的中军大营，荆州兵住着暖帐，还能按月回家探亲。”他叹了口气，“上个月我路过沓中，见那些益州兵穿着单衣在雪地里干活，冻得直哆嗦，嘴里念叨着‘还不如当初跟着孟获’——这话听着让人心寒。”
沈砚州走到地图前，手指在“祁山”“剑阁”“成都”三点连成一线：“姜维九伐中原，每次都从益州征兵征粮，却从没给过益州人任何实际好处。成都的荆州勋贵家里良田千亩，益州百姓却连种子都快留不住了。谯周在《仇国论》里写‘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其实就是在说蜀汉这群荆州人，占着别人的地盘，还对主人颐指气使。”
“还有刘禅。”苏临州忽然道，“你觉得他是真傻吗？景耀四年（261年），南中太守上表说‘夷人愿献金帛，只求减租’，他批了个‘准’，可到了下面，荆州籍的刺史根本没执行。后来刘禅设宴，有个益州老臣借着酒劲提了句‘百姓苦’，当场就被黄皓让人拖出去了——他不是不知道，是假装不知道。毕竟他自己就是靠荆州集团扶上去的，动了那些人，他这皇帝宝座坐不稳。”
沈砚州冷笑一声：“所以这就成了个死循环：荆州集团靠压榨益州人维持特权，刘禅靠纵容荆州集团维持帝位，益州人越来越恨，只能要么忍要么反。等到邓艾兵临城下，谯周一劝降，益州士族立马响应，不是因为他们贪生怕死，是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他顿了顿，指着地图上的成都城，“你看这城，城墙修得再厚，里头的人把根基刨空了，一推就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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