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州的靴子陷在阴平道的泥泞里，腐叶的腥气混着雨水灌进裤管。他扶着崖边的老松，望着脚下云雾缭绕的深谷，喉结滚动了两下：“苏临州，你说……邓艾的士兵，就是踩着这些石头过来的？”
苏临州正用小刀刮着一块岩壁，上面有新鲜的凿痕，还沾着几缕麻布纤维。“不止石头。”他举起刀，刃上沾着暗红色的粉末，“是血。你看这凿痕边缘，有凝血的痕迹——他们是凿着崖壁、踩着同伴的尸体过来的。”
两人身后，几个随从正翻检着遗弃的箭筒，筒里的箭杆大多刻着“魏”字，却有三支标着“蜀”。“这是江油关的守箭。”沈砚州认出箭尾的“马”字烙印，那是马邈部队的记号，“马邈的箭，怎么会在魏兵手里？”
苏临州没接话，只是往更深的山谷走。阴平道的石板路上，每隔几步就有散落的草鞋，鞋底磨穿了洞，鞋帮上还沾着蜀地特有的红土。“这些草鞋，是益州士兵的。”他捡起一只，指着鞋头的补丁，“荆州兵穿的是麻鞋，益州兵只能穿草鞋——可现在，它们都被扔在了这里，像被丢弃的性命。”
他们在一处避风的山坳里发现了更惊人的东西：十几具堆叠的尸体，穿着蜀军的皮甲，甲片上刻着“益”字，喉咙都被割开了，却没有挣扎的痕迹。“是自己人杀的。”沈砚州蹲下身，拨开尸体胸口的衣襟，里面的干粮袋是空的，“他们饿极了，或许想投降，被督战队杀了立威。”
苏临州忽然想起马邈的供词：“江油关的粮库，早在三个月前就被荆州籍的军需官运去成都了，守兵每天只能喝稀粥。邓艾来时，马邈召集士兵，问‘谁愿死战’，底下鸦雀无声——不是不想战，是连拿起刀的力气都没有了。”
雨停了，山风卷着雾掠过树梢，像无数人的呜咽。沈砚州望着来时的路，阴平道蜿蜒如蛇，最窄处仅容一人通过。“这样的路，魏兵能过来，根本不是奇迹。”他声音发颤，“是我们的士兵，故意给他们让了路。”
他们沿着山道往江油关走，沿途的烽火台全是空的，狼烟台上的柴草早就被人抽走当柴烧了。“按军规，烽火台要时刻备着三天的柴。”苏临州摸着冰冷的灶台，“可这灶台里的灰，至少半个月没动过——守台的兵，早就跑了。”
到了江油关下，城墙的垛口歪歪扭扭，有几处甚至被人从里面拆了砖。城门洞的地上，散落着几枚铜钱和半块麦饼，饼上的牙印很深，像是饿极了的人啃的。“马邈开城时，士兵们就在这分铜钱。”沈砚州踢了踢地上的钱，“魏兵说‘降者有粮’，他们就真信了——不是信魏兵，是信自己的朝廷，连一口饱饭都给不了他们。”
关里的粮仓空空如也，梁上挂着的“军储丰盈”匾额被人劈了个洞。苏临州爬上粮仓的阁楼，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本账簿，纸页被老鼠啃得残缺，却还能看清“景耀六年正月，粮入三百石，官取二百石”的记录。“官取的二百石，去哪了？”他捏着账簿，指节发白，“马邈的家眷在成都，住着三进的院子，院里的石磨，磨的就是这里的米。”
他们在关衙的废墟里找到马邈的家书，纸页泛黄，字迹潦草：“妻啊，江油粮尽，士兵已哗变三次，我若不降，恐性命难保。成都的李校尉说了，‘降了有活路’——毕竟，我们都是益州人，魏人再坏，还能比荆州官更狠？”
“益州人……”沈砚州反复念着这三个字，忽然想起成都宫门前的石碑，上面刻着“汉祚永固”，却被益州百姓用石头砸掉了一角，“从什么时候起，‘蜀人’被分成了‘荆州人’和‘益州人’？从什么时候起，守将觉得‘降了有活路’？”
苏临州把家书塞进怀里，转身往绵竹方向走。沿途的田埂上，插着不少木牌，上面写着“逃户王二”“逃户李四”，风吹过木牌，发出“呜呜”的声响，像在喊冤。“这些逃户，多半成了魏兵的向导。”他说，“他们熟悉山路，知道哪里有水源，哪里能藏兵——毕竟，他们恨的不是蜀国，是那些让他们活不下去的人。”
到了绵竹，诸葛瞻战死的地方还竖着木碑，碑前的香炉里插着几支残香，是益州百姓插的。“百姓说，诸葛瞻死得冤，可他带的兵，三成是强征来的益州少年，连弓都拉不开。”沈砚州摸着碑上的“诸葛瞻”三个字，“他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士兵冲不上去——不是怕死，是觉得‘这仗，跟我们没关系’。”
他们在绵竹的粮仓里找到更刺眼的东西：一堆荆州籍将领的私人物品，有玉簪，有丝绸，还有一本《春秋》，扉页上写着“姜维赠”。“姜维九伐中原，耗空了蜀地的粮，却把私产藏在绵竹。”苏临州把《春秋》扔在地上，“他口口声声‘兴复汉室’，可汉室的子民，正在啃树皮！”
最后一站是成都。宫墙依旧高耸，却在城门内侧发现了密密麻麻的刻字，多是“某年某月，缴粮三斛”“某年某月，子被征”，其中一行最深：“景耀六年，天要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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