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盐铁账簿里的蛀虫
成都府库的地下室阴冷潮湿，沈砚州举着油灯，看着墙架上码放整齐的盐铁账簿。最底层那册《景耀三年盐铁司实录》的封皮已经霉变，他伸手一翻，纸页簌簌掉渣，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朱笔批注——“私贩盐引三千斤”“铁料折损虚增五成”“官吏分润银二百两”。
“这些字是当年司盐校尉李福的笔迹。”身后传来老吏的咳嗽声，“景耀元年到三年，光是记录在案的‘折损’，就够装备三个营的铁甲兵。”
沈砚州用指尖捻起账簿里夹着的一张纸条，上面用炭笔写着“某将军府急需铁料，暂借五千斤，后补文书”。落款是个模糊的“姜”字。“姜维将军的北伐军？”他皱眉，“可军需库的记录显示，那年北伐军的铁料缺口是八千斤，这里只记了五千斤。”
老吏冷笑一声：“剩下的三千斤，在李福的小舅子家里。去年抄家时，从他家地窖里挖出了二十副没开刃的铁甲，上面还带着盐渍——用官盐腌过，防生锈。”
油灯的光晕在账簿上晃动，那些“折损”“暂借”“代存”的字眼像蚂蚁一样爬满纸页。沈砚州忽然明白，为什么姜维的士兵总穿着锈迹斑斑的铠甲——不是蜀地缺铁，而是铁都变成了官吏腰包里的银子，变成了将军府后院的铁器摆件。
二、粮道上的“损耗率”
从成都到沓中，粮道驿站的石柱上刻着暗红色的数字——那是历任粮官记录的“损耗率”。沈砚州用拓纸将这些数字拓下来，排列在一起时，心脏猛地一缩：
- 延熙十年（姜维第一次北伐）：损耗率3%
- 延熙十七年（第五次北伐）：损耗率7%
- 景耀元年（姜维驻军沓中）：损耗率15%
- 景耀五年（亡国前一年）：损耗率32%
“三十个驿站，每个驿站的粮官都在‘损耗’里动手脚。”老吏指着拓片上突然跳涨的数字，“景耀三年，李福兼任粮道总管，他定下新规矩：驿站可自主核定损耗率，多出来的粮食‘充作驿站开销’。”
沈砚州想起在沓中军营看到的场景：士兵们啃着掺沙的麦饼，而驿站的伙房里，粮官的小妾正用军粮喂宠物狗。他翻出沓中驻军的《请粮文书》，上面写着“月需粮五千石”，而成都粮库的出库记录是“月拨粮七千石”——那消失的两千石，正对应着32%的损耗率。
“姜维将军不是不知道。”老吏叹了口气，“他派亲信查过，结果亲信被李福反咬一口，说他‘勾结魏军’，砍了。从那以后，没人敢再提查粮的事。”
三、宫墙阴影里的交易
蜀宫的宫墙爬满了藤蔓，沈砚州拨开最粗的那株，露出里面的砖缝——塞着一卷发黄的丝绸，上面是宦官黄皓与南中太守的密信：
“南中贡银五千两已收到，‘瘴气损耗’账目已补全。太子詹事的位置，记得给小儿留着。”
南中每年贡银一万两，可国库记录里只有五千两，剩下的五千两一直以“瘴气腐蚀”“山路遗失”为由销账。沈砚州想起黄皓府里的银库——去年抄家时，从地窖里挖出了二十箱银锭，每箱都刻着“南中贡银”的字样。
“黄皓不光贪银子，还改军报。”老吏指着丝绸信的背面，那里有一行小字，“‘沓中急报’被改成‘沓中粮草丰足’，延迟了整整十天送到刘禅手里。”
十天，足够邓艾的军队穿过阴平小道。
沈砚州走到宫墙的拐角，那里有块松动的砖。他抽出砖块，里面是本《乐不思蜀》的曲谱，扉页上写着“后主亲制”。曲谱的空白处，刘禅用朱笔涂鸦：“南中贡的荔枝真甜”“黄皓新献的舞姬不错”——这些字迹，与军报上“准奏”的批复出自同一人之手。
四、最后的防线与崩塌
景耀六年冬，邓艾的军队出现在成都城外时，沈砚州正在城楼上整理档案。他看到姜维的军队从沓中驰援，士兵们穿着单衣，手里握着断矛——那些本该用来锻造兵器的铁料，此刻正躺在李福小舅子的地窖里；那些本该填满士兵粮袋的粮食，变成了驿站伙房里的狗肉饲料。
黄皓带着南中贡银从后门逃跑，被愤怒的百姓打死在巷子里，银锭撒了一地，被踩成了碎块。刘禅在宫中摆宴，曲谱上的“乐不思蜀”被他反复哼唱，直到魏军冲进来时，他还抱着酒瓶傻笑。
沈砚州站在城楼上，看着姜维的军队在城下溃散——不是因为打不过，而是士兵们连举矛的力气都没有。他忽然想起姜维写的《仇国论》：“夫功成名显，世不及知者，其道隐而小也。” 原来那些“隐而小”的道，就是账簿里的数字、粮道上的损耗、宫墙里的交易，它们像蚁穴一样，一点点蛀空了蜀国的根基。
老吏将一把生锈的剑递给沈砚州，剑鞘上刻着“汉”字。“这是姜维将军的佩剑。”他声音哽咽，“他死前说，蜀国不是亡于魏军，是亡于我们自己人手里的算盘声。”
沈砚州握紧剑柄，剑身在夕阳下泛着冷光。他仿佛听见无数细碎的声响——盐铁账簿的翻动声、粮道驿站的算盘声、宫墙里的骰子声，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最终汇成一声巨响，宣告了一个王朝的终结。
原来，最坚固的堡垒，从来都是从内部崩塌的。那些看得见的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藏在阴影里的蛀虫，是“差不多”“无所谓”“下次再说”的纵容，是把家国当筹码的贪婪。当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私利拨动算盘时，亡国的钟声，就已经在指尖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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