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夷陵之战惨败的消息传到白帝城，刘备在病榻上望着东南方向的吴地，眼中满是复杂。这场因关羽之死引发的战争，不仅让蜀汉损失了数万精锐，更彻底撕裂了与孙吴的联盟。此后，尽管诸葛亮执政时力主修复吴蜀关系，两国重新结盟抗魏，但这种联盟从一开始就充满猜忌与算计。到蜀汉后期，随着双方战略目标的背离、沟通机制的断裂，联盟名存实亡，蜀汉陷入彻底的地缘孤立。当曹魏于公元263年发动灭蜀之战时，孙吴的援军迟迟未至，蜀汉最终在孤立无援中覆灭。
外交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软实力”，尤其对于国力较弱的政权而言，联盟战略往往是平衡强敌、争取生存空间的关键。蜀汉自建立以来，始终面临“魏强蜀弱”的基本格局，其“联吴抗魏”的外交战略本是维系政权存续的重要支柱。然而，这一战略在后期的失效，使得蜀汉失去了外部屏障，加速了灭亡进程。本章将从吴蜀联盟的结构性缺陷、战略目标的背离、沟通机制的崩坏三个层面，剖析蜀汉外交困局的形成及其对政权命运的决定性影响。
一、联盟的结构性缺陷：从“利益捆绑”到“猜忌丛生”
吴蜀联盟的建立，始于赤壁之战（公元208年）的“共抗曹操”，其本质是弱国为对抗强国而形成的“利益捆绑”。但这种基于现实利益的联盟，缺乏共同的意识形态与长期信任基础，从一开始就存在结构性缺陷，为后期的破裂埋下伏笔。
赤壁之战前后，刘备集团与孙权集团面临共同的生存危机——曹操统一北方后挥师南下，若江东或荆州被曹操占领，另一方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种“唇亡齿寒”的现实，迫使双方暂时放下分歧，形成联盟。此时的联盟虽以利益为导向，但因曹操的巨大威胁，双方尚能保持协作：孙权借荆州南郡给刘备，使其得以站稳脚跟；刘备则在荆州方向牵制曹操，为孙权巩固江东争取时间。
然而，随着刘备集团夺取益州（公元214年），势力范围扩大，吴蜀之间的利益矛盾逐渐凸显。孙权认为刘备“已得蜀地，当还荆州”，而刘备则以“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为由拖延，双方围绕荆州归属的冲突日益尖锐。公元215年，孙权派吕蒙袭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亲率大军东下，双方险些兵戎相见，后因曹操进攻汉中，刘备被迫妥协，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联盟裂痕初现。
公元219年，关羽北伐襄樊，孙权趁机派吕蒙“白衣渡江”，袭取荆州并斩杀关羽，吴蜀联盟彻底破裂。这场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对“荆州”这一地缘要地的战略争夺：对蜀汉而言，荆州是北伐中原的“东出通道”；对孙吴而言，荆州是其“长江防线”的上游屏障。这种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使得联盟缺乏长期稳定的基础——当共同威胁减弱时，双方的矛盾便会立即激化。
诸葛亮执政后，虽于公元223年派邓芝出使东吴，修复联盟，但这种修复是“有限度的”。孙权在与蜀汉结盟的同时，仍与曹魏保持暧昧联系（如公元229年孙权称帝时，曾派使者向曹魏“称臣”），其核心策略是“联蜀抗魏”而非“助蜀灭魏”。蜀汉对此虽有不满，却因国力衰弱，不得不接受这种“不平等联盟”——双方互通使节、协同作战的承诺，始终未形成真正的战略互信。
联盟的结构性缺陷，决定了其“脆弱性”：它能在短期内应对共同威胁，却无法解决根本利益冲突。当曹魏的压力减轻或蜀汉的行动不符合孙吴利益时，联盟便会名存实亡。这种缺陷在蜀汉后期逐渐显现，最终导致其在危机时刻失去外部援助。
二、战略目标的背离：从“协同抗魏”到“各自为战”
吴蜀联盟的存续，依赖于双方“抗魏”这一共同战略目标的一致性。然而，蜀汉后期的北伐与孙吴的“保境安民”策略逐渐背离，双方从“协同抗魏”走向“各自为战”，联盟的战略价值彻底丧失。
诸葛亮时期，吴蜀联盟尚能保持战略协同。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明确提出“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而孙权则在公元228年派陆逊在石亭大败曹休，配合诸葛亮的北伐。此时的双方虽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协同”（如约定同时出兵），但均以“削弱曹魏”为目标，战略方向一致。诸葛亮甚至在《绝盟好议》中强调“今若加显绝，雠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将“联吴”视为北伐的前提。
然而，从蒋琬、费祎执政时期开始，吴蜀的战略目标逐渐分化。蒋琬主张“乘水东下，袭取上庸”，改变了诸葛亮“北出祁山”的方向，这一计划因朝臣反对而搁置，但已显露出蜀汉战略的摇摆；费祎则采取“保境安民”的保守策略，减少北伐次数，与孙吴的互动也随之减少。此时的孙吴，在孙权晚年的“二宫之争”后，内部矛盾加剧，国力衰退，其战略重心转向巩固江东，对“协同抗魏”的兴趣大幅下降。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喜欢论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请大家收藏：(m.20xs.org)论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20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