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炎兴元年（263年）的冬天，成都城的百姓在寒风里踮脚张望，看着邓艾的士兵踏着残雪穿过城门。没人喊“汉贼”，也没人哭“先帝”，只有卖糖画的老汉哆哆嗦嗦收起印着“汉”字的模具——这或许是蜀汉灭亡最真实的注脚：当一个政权失去了让人愿意为之站出来的理由，它的崩塌便只剩沉默的加速度。后世论及蜀汉之亡，多聚焦于刘禅的“乐不思蜀”或姜维的“九伐空耗”，却少见有人掀开表层，审视那早已从内部锈蚀的政权骨架。所谓“根本原因”，从不在某个人的昏庸，而在一套自建立起就存在、且从未真正修复的结构性矛盾。
一、“外来政权”的先天缺陷：从“客主之嫌”到民心疏离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率军入成都，益州士族曾带着“箪食壶浆”的热忱迎接。他们以为这位“刘皇叔”会带来不同于刘璋的清明，却没料到迎来的是又一轮“外来者主导”的统治。刘备入蜀时，核心班底由三部分构成：早年追随的“元从集团”（关羽、张飞等）、荆州投奔的“荆州集团”（诸葛亮、蒋琬等）、刘璋旧部的“东州集团”（李严、吴懿等），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益州本土士族（如谯周、杜琼等），却被排挤在权力核心之外。
这种“客强主弱”的权力结构，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客主之嫌”的隐患。刘备时期，益州士族仅法正、张裔两人进入核心决策层，且法正死后，张裔便被边缘化。诸葛亮执政时，虽提出“亲贤臣，远小人”，但“贤臣”的名单里，蒋琬、费祎、董允皆为荆州籍，益州人最高只能担任郡守一级的地方官。《三国志·蜀书》中记载的蜀汉官员里，益州本土人士占比不足三成，且多集中在文化、祭祀等闲散职位。
更让益州士族不满的是经济上的“双重标准”。为支撑北伐，诸葛亮推行“盐铁官营”，将益州的盐井、铁矿收归国有，获利主要用于荆州集团主导的军费，而益州百姓却要承担比刘璋时期重一倍的赋税。史载“蜀中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益州子弟战死沙场的比例远超荆州籍士兵，而战利品的分配却向荆州集团倾斜。益州大儒谯周在《仇国论》中尖锐指出：“因余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凭险阻，借强援，未必胜也”，暗讽蜀汉依托荆州集团“借强援”（指对吴联盟），却让益州“小国”（代指益州本土）承受重压，这正是士族阶层的集体心声。
当邓艾兵临城下时，益州士族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投降，绝非偶然。谯周劝降时说：“若陛下降魏，魏必裂土封陛下，保境安民”，实则是替益州士族向曹魏传递信号——他们早已不认同这个由外来集团主导的“汉”，只盼新政权能让本土利益得到尊重。这种民心的疏离，从刘备入蜀时就已开始累积，到姜维时期彻底爆发，成为压垮蜀汉的第一根稻草。
二、“北伐神话”的自我消耗：理想口号与现实资源的断裂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是蜀汉的立国之魂，却也成了消耗其生命力的枷锁。从刘备到姜维，北伐被塑造成“天命所归”的政治正确，可很少有人追问：以益州一州之力，真能对抗占据中原、人口是蜀汉五倍的曹魏吗？
诸葛亮的“六出祁山”看似悲壮，实则早已显露出资源枯竭的端倪。第一次北伐，他率十万大军出征，却因街亭之败损失近三万人，相当于益州半年的兵源补充量；第四次北伐，因粮尽退军，史载“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伸”，可见益州的粮食产量已难以支撑大规模作战。但为了维持“汉贼不两立”的正统性，诸葛亮不得不硬撑，甚至在《后出师表》中坦言“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将北伐从“兴复汉室”的主动出击，变成了“惟坐而待亡”的被动挣扎。
姜维时期，北伐彻底异化为权力斗争的工具。这位天水降将为巩固兵权，不顾益州疲敝，连续九次北伐，其中四次因“粮尽”退军，三次大败而归。史载其“累年攻战，功绩不立，民困兵疲”，仅延熙十九年（256年）的段谷之败，就损失士兵数万人，相当于蜀汉总兵力的三分之一。更致命的是，姜维为排挤异己，将反对北伐的益州将领张翼、廖化贬斥，启用亲信阎宇等荆州派，导致军队内部派系分裂——当邓艾偷渡阴平时，蜀汉的边防军竟因派系斗争而调度失灵，这正是北伐神话掩盖下的权力溃烂。
北伐的消耗不仅在军事，更在民生。蜀汉灭亡前，益州人口从刘备入蜀时的94万锐减至76万，其中适龄士兵不足十万，而曹魏仅在关中就驻军二十万。成都平原的粮仓储备，在姜维最后一次北伐后已不足支撑三个月，百姓“面有菜色”的记载频频出现在史料中。当“兴复汉室”的口号再也填不饱肚子，当战死的儿子换不回家里的口粮，这个曾经凝聚人心的理想，便成了让益州百姓避之不及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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