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当邓艾的军队兵临成都城下时，蜀汉朝廷内部曾有过“迁都南中”的讨论。光禄大夫谯周以“南中诸郡，供给军资，民力已竭，若强迁，必生叛乱”为由坚决反对（《三国志·谯周传》）。这短短数语，道破了一个被战事掩盖的残酷现实：蜀汉的经济根基早已在常年征战中被掏空，别说支撑迁都后的抵抗，就连维持成都的基本防务都难以为继。自刘备入蜀至刘禅降魏，四十余年里，蜀汉的经济始终在“战争需求”与“民生底线”之间艰难拉扯，最终在姜维北伐的持续透支下彻底崩溃。本章将从经济结构、资源分配、民生状态三个维度，剖析蜀汉经济如何从“勉强支撑”走向“全面溃堤”，成为压垮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畸形的经济结构：军事优先主义下的产业失衡
蜀汉的经济结构，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战时烙印”。刘备集团入蜀时，为快速整合资源支持对曹战争，确立了“军事优先”的经济政策，将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核心产业全部纳入战争服务体系。这种结构在短期内凝聚了国力，却埋下了产业失衡的隐患，随着战争持续，其弊端愈发凸显。
农业作为古代王朝的经济命脉，在蜀汉被赋予了“军粮供给”的单一职能。诸葛亮执政时期，虽推行“务农殖谷”（《三国志·诸葛亮传》），但农业生产的核心目标是“足食足兵”。他在汉中“休士劝农”，在渭水沿岸“分兵屯田”，这些措施本质上是“军事屯田”，即通过士兵与农民的强制劳作，最大化粮食产出以供应前线。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记载，蜀汉常年保持“带甲之士十万”，按古代“十丁养一兵”的比例，需至少一百万劳动力专门服务军事，而蜀汉总人口仅九十四万（《晋书·地理志》），这意味着几乎所有适龄农民都被卷入“军粮生产—战争消耗”的循环中。
为提高粮食产量，蜀汉政府推行了严苛的“土地国有化”政策。刘备入蜀后，将刘璋时期的“官田”与战乱中荒芜的土地收归国有，分配给农民耕种，条件是“纳租四成”（《华阳国志·蜀志》），远超东汉时期“三十税一”的标准。这种“高租制”虽短期内增加了军粮储备，却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到姜维北伐时期，为满足频繁战事需求，租税进一步提高至“纳租五成”，甚至出现“预征来年租税”的情况（《三国志·谯周传》注引《蜀记》），导致“民多逃亡，田野荒芜”。更严重的是，农业生产完全围绕军粮展开，经济作物（如桑、麻、果木）种植被大幅压缩，农民衣食所需依赖政府配给，形成“种粮只为供军，民生全靠救济”的畸形状态，一旦军粮短缺，民生立刻陷入绝境。
手工业的发展同样服务于军事。蜀汉的盐、铁、纺织三大手工业支柱，全部由官府垄断经营。盐铁专营自汉武帝时期确立，蜀汉将其推向极致：设“司盐校尉”管理盐井，“司金中郎将”掌管冶铁，生产的盐除供应军需外，仅留少量供民间；铁则主要用于铸造兵器、铠甲，农具铸造被严重忽视。据《三国志·王连传》记载，王连任司盐校尉时，“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这里的“国用”几乎全指军费。纺织业中，着名的“蜀锦”被视为“战略物资”，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太平御览》引《诸葛亮集》），蜀锦通过与吴、魏贸易换取战马、粮食，成为军费的重要补充。但这种“重军用轻民用”的手工业布局，导致农具短缺、衣物匮乏，农民“无铁犁可用，春耕延误；无布衣可穿，冬寒难御”（《华阳国志·巴志》），进一步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
商业则沦为军事资源的“转运通道”。蜀汉的商业活动主要由官府控制，通过“官市”调节物资分配，核心目的是将民间财富转化为军事资源。刘备时期发行“直百钱”（一枚值百枚五铢钱），通过货币贬值掠夺民间财富，“数月之间，府库充实”（《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诸葛亮时期虽整顿币制，但“官市垄断”政策不变，民间商人只能经营针头线脑等小商品，稍大的交易均由官府掌控。这种“抑制民间商业、强化官营贸易”的模式，虽避免了财富外流，却窒息了经济活力，使得蜀汉的商品经济远落后于魏、吴，一旦军事需求下降，经济便缺乏缓冲空间。
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在战争压力较小时尚可维持，一旦战事升级，立刻暴露脆弱性。姜维十年九伐，军事需求呈几何级增长，农业、手工业、商业被迫超负荷运转，最终因“单一职能过载”而崩溃——农业因过度征调劳动力与高租税而减产，手工业因专注军工而无法满足民生，商业因官营垄断而丧失活力，三者相互拖累，形成“生产不足—消耗剧增—掠夺加剧—生产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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