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秩序的崩溃是民生凋敝的最终表现。当生存成为唯一目标，道德与法律便失去了约束力。蜀汉后期，“盗贼蜂起，劫富掠贫”成为常态，政府因“兵力不足，无力镇压”，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三国志·马忠传》）。更严重的是，地方官员与豪强勾结，“趁乱兼并土地，隐匿人口，逃避赋税”，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成都豪族“多占良田千亩，家僮数百，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种两极分化，使得百姓对蜀汉政权的怨恨达到顶点。当魏军伐蜀时，“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并非真心拥护曹魏，而是对蜀汉政权彻底绝望后的“换朝以求生”。
民生的凋敝，最终转化为政权合法性的丧失。在传统政治伦理中，“民生安定”是政权合法性的核心依据，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蜀汉以“兴复汉室”为旗帜，却让治下百姓“饱尝战乱之苦，深陷生存绝境”，其合法性自然荡然无存。谯周在《仇国论》中批评蜀汉“极武黩征，民不堪命”，主张“去就之理，宜待天命”，实则是在为投降制造舆论——当一个政权连百姓的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时，“天命”早已不在其身。
从经济结构的畸形到资源分配的失衡，再到民生的全面凋敝，蜀汉的经济崩溃并非偶然，而是“军事优先主义”长期推行的必然结果。刘备、诸葛亮时期，尚可凭借个人权威与法治手段，在“战争需求”与“民生底线”之间找到脆弱平衡；而当权力传递到缺乏权威与远见的继承者手中，这种平衡便被彻底打破，经济体系在持续透支中走向溃堤。
炎兴元年的投降，对蜀汉百姓而言，或许不是灾难的结束，而是苦难的暂时喘息。当刘禅在洛阳说出“此间乐，不思蜀”时，他不会想到，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家园、亲人的蜀地百姓，早已用饥饿与死亡，提前为这个政权写下了墓志铭。下一章，我们将把目光转向蜀汉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心理，看看“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的长期隔阂，如何最终瓦解了抵抗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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