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源质量的下滑，还体现在精锐部队的消亡上。“无当飞军”等少数民族部队，因长期征战损失惨重，且南中地区在后期因治理失当多次叛乱，难以补充兵员，至景耀年间已“名存实亡”；而荆州兵的后代，多因“累世为官”逐渐脱离行伍，如诸葛瞻虽为禁军统帅，却“素未临阵”，缺乏实战经验。军队的核心力量从“精锐职业化”沦为“乌合之众”，使得蜀军在与魏军的正面交锋中毫无优势可言——绵竹之战中，诸葛瞻的禁军面对邓艾的疲惫之师，竟“三战三败”，正是军力素质断崖式下滑的直接体现。
此外，军队的后勤保障也全面崩溃。由于经济困局导致粮草短缺，士兵“日食半斛，衣不蔽体”，史载沓中驻军“冬无棉絮，多有冻死者”；而武器装备因手工业萎缩而严重不足，“十兵共用一矛，五兵共持一弩”，这种状态下的军队，早已丧失了基本的战斗意志，溃败只是时间问题。
三、指挥失灵：派系倾轧与将才凋零的体系性瘫痪
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不仅取决于兵力与装备，更依赖于高效的指挥体系。诸葛亮时期，虽以“丞相府”总揽军权，却建立了“分层指挥、权责清晰”的体系：前线有魏延、赵云等宿将冲锋陷阵，中枢有杨仪、费祎负责调度，后方有李严、陈到保障后勤，且诸葛亮“赏罚分明，令行禁止”，确保军令畅通。彼时的蜀军虽有内部矛盾（如魏延与杨仪不和），却始终能在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
但蜀汉后期的指挥体系，却在派系倾轧与将才凋零的双重打击下陷入瘫痪。姜维作为军事统帅，虽有北伐之志，却缺乏整合各方势力的能力。他出身凉州，不属于荆州集团或益州集团，在朝中缺乏根基，不得不依赖后主的信任推行军事计划，而这种信任又因黄皓等宦官的诋毁而摇摇欲坠。为巩固军权，姜维甚至排挤异己，如与胡济约定会师却因胡济“私怨”失期而惨败，事后又未能追责，导致“诸将皆有离心”。
更严重的是，军队指挥权被官僚集团与宦官势力渗透。诸葛瞻作为荆州集团的代表，虽无军事才能，却凭借“诸葛亮之子”的身份担任卫将军，掌握禁军；黄皓则通过后主干预军事决策，“欲废维树宇”，试图让亲信阎宇取代姜维，这种“外行指挥内行”的局面，使得军令朝令夕改，前线将领无所适从。史载，当钟会大军已入汉中时，姜维曾上书请求“遣将守阳安关、阴平桥”，却因黄皓“信巫鬼，谓敌终不敢至”而被搁置，错失了最后的防御机会。
将才的凋零，则进一步加剧了指挥失灵。诸葛亮时期的“五虎上将”与魏延、王平、马岱等宿将相继离世后，蜀汉后期竟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窘境。姜维虽算名将，却“勇而无谋，好战轻敌”，缺乏全局视野；诸葛瞻“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在绵竹之战中拒绝黄崇“抢占险要”的建议，执意“出城决战”，最终兵败身死；而镇守汉中的胡济、傅佥等将领，或“贪生怕死”，或“寡不敌众”，在钟会大军面前纷纷投降或战死。整个蜀汉后期，竟无一人能像诸葛亮那样统筹全局，也无一人能像魏延那样独当一面，将才的断层使得军队失去了核心领导力，只能在被动中走向覆灭。
指挥体系的瘫痪，在邓艾奇袭阴平时暴露无遗。当邓艾率领数千精兵从阴平小道偷渡时，蜀汉的边防体系竟毫无察觉——阴平太守廖惇“饮酒作乐，不恤边事”，未能及时发现魏军动向；而驻守江油的马邈，在魏军兵临城下时“未战先降”，使得邓艾大军得以长驱直入。这种“边防松弛、反应迟缓”的状态，正是指挥失灵的必然结果——当军队的指挥权被派系斗争与宦官干政侵蚀，当将领们“各怀私心，不思报国”，其防御体系便如纸糊一般，不堪一击。
从战略迷失到兵源枯竭，从指挥失灵到防御崩坏，蜀汉后期的军事溃败是一个系统性的崩塌过程。这支曾承载着“兴复汉室”理想的军队，最终在内部矛盾与外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走向瓦解。军事的溃败，不仅让蜀汉失去了最后的抵抗能力，更标志着这个政权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的全面失败。当绵竹关的最后一面蜀军旗帜倒下时，一个王朝的背影也随之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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