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的“激进冒进”则彻底背离了“联吴抗魏”的基本策略。诸葛亮时期，北伐始终与“联吴”紧密配合（如建兴七年联合孙权攻魏），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姜维的“九伐中原”却几乎完全脱离与东吴的协同，甚至在延熙十七年（公元254年）北伐时未通报东吴，导致东吴在荆州“增兵防备”而非“策应”。这种“单打独斗”不仅让蜀汉独自承受曹魏的军事压力，更恶化了吴蜀同盟，使蜀汉在危急时刻失去了潜在援军。
更致命的是，继承者们未能根据国力变化调整方略。诸葛亮时期，蜀汉经过“南中平定”与“休养生息”，国力处于上升期，具备北伐的物质基础；而蒋琬、费祎时期，曹魏已完成关中防线重建，蜀汉的相对优势逐渐丧失，此时应转向“积蓄国力、等待时机”；但姜维却在“民穷兵疲”的背景下强行维持“年年北伐”，最终“兵困民疲，府库空竭”，使治国方略从“以攻为守”异化为“自取灭亡”。
治国方略的代际偏离，本质上是继承者对诸葛亮政治遗产的“选择性继承”——蒋琬继承了“稳健”却丢弃了“进取”，费祎继承了“宽和”却丢弃了“严明”，姜维继承了“北伐”却丢弃了“务实”。当完整的治理框架被拆解为碎片化的策略，蜀汉的发展自然陷入混乱。
三、从“君臣相得”到“内外相疑”：政治信任的全面瓦解
诸葛亮与刘禅的“君臣关系”，虽存在“相父与幼主”的特殊张力，却以“信任”为底色——刘禅放权于诸葛亮“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则以“鞠躬尽瘁”回报，这种信任维系了政权的稳定。但后期的君臣关系却在权力斗争中逐渐异化，从“相得”走向“相疑”，最终演变为“内外隔绝”的政治危机。
蒋琬、费祎时期，“君臣相疑”的种子开始萌发。刘禅亲政后（约公元238年），对“相权过重”产生警惕，试图通过提拔宦官与外戚制衡大臣。费祎虽为顾命大臣，却多次遭到刘禅的“隐性制约”——如延熙十四年（公元251年），费祎主张在汉中增兵，刘禅却以“民力不足”为由否决，转而支持陈祗“修缮宫室”的提议。这种“君权与臣权”的暗中角力，使得政策推行“瞻前顾后”，错失了多次调整战略的机会。
黄皓专权标志着“政治信任”的彻底崩塌。董允在世时，尚能“正色匡主，数责黄皓”，遏制宦官干政；董允死后，陈祗“与皓相表里”，使黄皓得以“操弄威柄”。刘禅对黄皓的信任远超大臣，甚至在姜维上书“请诛黄皓”时反问：“皓乃小臣，何足介意？”这种“信奸佞而疑忠良”的态度，导致朝堂分裂为“附皓派”与“反皓派”——诸葛瞻、董厥等“荆州旧臣”为自保不得不与黄皓妥协，姜维等“北伐派”则被迫“避祸沓中”，政治生态的恶化让“君臣同心”成为奢望。
更严重的是，“内外相疑”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姜维作为军事统帅，却因“宦官构陷”不敢返回成都，只能在沓中遥控前线；镇守汉中的胡济，因与姜维“私怨”在关键战役中“失期不至”；江油守将马邈，在邓艾兵临城下时“疑朝廷已降”而不战自溃。当军队将领与朝廷、将领与将领之间失去基本信任，其战斗力便在“猜忌与观望”中瓦解，这也是蜀汉在军事上一败涂地的重要原因。
诸葛亮曾在《出师表》中告诫刘禅“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不幸一语成谶。后期的蜀汉，正是在“亲小人、远贤臣”的恶性循环中，彻底摧毁了政治信任的基石。当君臣相疑、文武相忌、内外相离，这个政权便失去了抵御危机的凝聚力，只能在“各怀私心”中走向覆灭。
从权力传承机制的失效，到治国方略的代际偏离，再到政治信任的全面瓦解，蜀汉的“继承者困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一个依赖“强人”维系的政权，若不能解决“继承者问题”，其繁荣与稳定终将是昙花一现。诸葛亮以超凡的能力为蜀汉搭建了治理框架，但他未能将个人能力转化为制度韧性，未能让继承者理解“稳健与进取”“法治与宽和”“信任与制衡”的平衡之道。
当最后一任继承者刘禅在洛阳上演“乐不思蜀”的闹剧时，蜀汉的灭亡已不仅是一个政权的终结，更是一场“传承失败”的历史悲剧。它留给后世的警示在于：政权的延续，从来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理念的传承、制度的完善与信任的维系——三者缺一，再辉煌的基业也会在继承者的手中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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