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耀五年的秋闱，成都贡院里的烛火亮了整宿。应试的举子们奋笔疾书，其中不少人在策论里痛陈时弊，有个广汉来的年轻书生甚至直言“黄皓弄权，忠良遭斥，蜀之亡，不待外寇”。这话传到刘禅耳中时，他正在后宫与宦官们掷骰子，闻言只是笑了笑：“书生之见，懂什么治国？”
那时的朝堂，早已不是诸葛亮在世时“赏罚分明，令行禁止”的模样。尚书台的奏章积压成山，重要的军国大事却常在宦官的窃窃私语中定夺；大将军姜维在沓中浴血奋战，朝中却有人暗中与钟会通信；连最基本的粮草调度，都要经过黄皓的亲信之手层层盘剥。这座支撑蜀汉四十余年的权力庙堂，早已从梁柱到砖瓦，都爬满了腐朽的裂痕。
一、中枢失序：从“相府集权”到“群小分利”
章武三年，刘备托孤于诸葛亮时，曾下诏“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这种近乎绝对的权力，在乱世中反而成了效率的保障——诸葛亮以丞相府为核心，设立参军、长史、掾属等职，将行政、军事、监察权集于一身，避免了多方掣肘。建兴年间，哪怕是调发一县之兵、转运十万石粮，都能在十日内决断施行，这种效率让曹魏和孙吴都暗自忌惮。
但这种高效的代价，是权力结构的失衡。诸葛亮去世前，指定蒋琬、费祎相继辅政，却没像曹操那样建立起稳固的权力传承机制。蒋琬虽任大司马，却因“疾转增剧”难以亲理政务；费祎虽为大将军，却奉行“保境安民”的保守策略，与主战的姜维矛盾渐深。中枢权力从“一极独大”变成“多极并存”，而刘禅又缺乏整合各方的能力，导致决策效率断崖式下跌。
延熙十六年，费祎被魏降将郭循刺杀，成了蜀汉权力结构崩解的转折点。此后，姜维虽升任大将军，却始终无法掌控朝政——陈祗以侍中身份“上承主指，下接阉竖”，黄皓凭借刘禅的宠信干预人事，诸葛瞻（诸葛亮之子）作为驸马都尉代表旧勋势力，三者形成的“三角制衡”，将姜维彻底排斥在决策核心之外。
最荒唐的是人事任免。景耀元年，巴西太守一职空缺，姜维举荐战功卓着的王含接任，黄皓却收了朱褒（朱提太守朱褒之子）的贿赂，力主让毫无治政经验的朱褒任职。刘禅竟笑着说：“巴西乃大郡，让朱褒试试也无妨。”结果不到半年，朱褒因横征暴敛引发郡民叛乱，平叛又耗费了三万斛军粮。类似的闹剧不断上演，朝中能臣要么被排挤到边地，要么索性托病辞官，剩下的多是“唯黄皓马首是瞻”的庸碌之辈。
中枢的失序还体现在信息传递的梗阻上。姜维在沓中得知钟会在关中练兵，多次上书请求增兵阳平关，奏章却全被黄皓扣下。黄皓甚至找来一个“神巫”，让他对刘禅说：“魏军不敢来，陛下勿忧。”直到钟会大军突破骆谷，刘禅才惊觉局势危急，此时再调兵遣将，早已错失良机。正如郤正在《陈情表》中所言：“中枢如盲，边报不达，祸至而不知，此亡国之兆也。”
二、派系倾轧：荆州集团的式微与益州集团的背离
建安十九年刘备入蜀后，蜀汉的权力核心始终是“荆州集团”——以诸葛亮、关羽、张飞为代表的外来者，他们掌控着军权和行政权，而本土的“益州集团”（如谯周、张裔）则多被边缘化。这种“外来者掌权”的格局，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派系矛盾的种子。
诸葛亮在世时，靠着“依法治国”的铁腕和“兴复汉室”的理想，勉强压制住了矛盾。他虽重用荆州旧部，但也规定“仕宦不分内外，唯才是举”，益州人张裔官至长史，杨洪任蜀郡太守，都能参与核心决策。可到了蒋琬、费祎时期，“荆州集团”开始刻意排挤益州人——延熙年间的尚书令、大将军、太尉等要职，竟无一人是益州本土士族，连南中都督这样的边地官职，也多由荆州人担任。
益州集团的不满在景耀年间彻底爆发。当时有个叫杜琼的益州大儒，私下对学生说：“刘备字玄德，‘备’者，具也；‘玄德’者，虚无也，此名已兆国祚不长。”这种近乎诅咒的言论能在士族间流传，足见其离心之甚。更致命的是，益州士族开始与曹魏暗通款曲——犍为太守董恢在邓艾入蜀前，就派人送去了蜀地的布防图；连谯周这样的文坛领袖，也在《仇国论》中明里暗里说“蜀汉必为魏所并”。
荆州集团内部的分裂则更具毁灭性。诸葛瞻作为诸葛亮之子，本应与姜维同心协力，却因“北伐方略”产生激烈冲突。诸葛瞻认为姜维“屡兴战事，虚耗国力”，多次上书请求罢免其兵权，甚至联合尚书令樊建策划“夺姜维兵，付阎宇”。阎宇是黄皓的亲信，既无战功又无谋略，让这样的人掌军，无异于自毁长城。
派系倾轧最直接的后果，是战时指挥的混乱。钟会大军攻汉中时，守将傅佥主张“固守阳平关，待援军至”，副将蒋舒却因“与姜维有隙”，执意要出城迎战，结果蒋舒临阵投降，傅佥战死，阳平关失守。邓艾偷渡阴平时，江油守将马邈本想抵抗，但其参军（益州人）却说“不如降魏，可保家族”，马邈犹豫间，魏军已破城而入。这些看似偶然的溃败背后，都是派系矛盾的必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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