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向在座的陈寿——这位曾在姜维军中任职的史官，如今已归降大魏，正奉命编撰《三国志》。“承祚，你曾仕蜀，可知蜀地百姓对亡国之事，有何议论？”
陈寿起身答道：“臣在成都时，见百姓闻魏军入城，或奔走相告，或焚香迎门，并无哀戚之色。问其缘由，皆言‘苛税重赋，早已不堪’。昔年诸葛亮征南中，百姓尚念其功；姜维北伐，年年征兵纳粮，百姓只剩怨声。故邓艾兵至，民不思蜀，盖因蜀汉早已失尽民心。”
司马昭抚掌大笑：“此言甚是！民心如水，既能载舟，亦能覆舟。蜀汉以一州之地，行大国之政，役使百姓过甚，民心既去，纵有天险，亦难久守。”
宴席散去时，陈寿独自站在司马昭府的廊下，望着天边的残月。他想起在蜀地时，曾见老农因缴不出赋税，忍痛卖掉幼子；曾见士兵因思念家乡，在营中偷偷哭泣。那些被史书忽略的细节，才是蜀汉灭亡最真实的注脚。
后来，他在《三国志·蜀书》的末尾写下：“蜀土狭人稀，而穷兵黩武，百姓疲弊，国之亡也，不亦宜乎？”笔尖落下时，仿佛听见绵竹关的风雪声，沓中的厮杀声，成都城的欢呼声，交织成一曲王朝覆灭的挽歌。
洛阳的议论还在继续，有人叹诸葛亮壮志未酬，有人笑刘禅乐不思蜀，有人分析制度得失，有人感慨人心向背。可对那些在乱世中挣扎的蜀地百姓而言，蜀汉的灭亡，不过是卸下了一副沉重的枷锁——至于是汉是魏，又有什么分别呢？
制度的优劣，从来不在于是否承袭“正统”，而在于是否顺应时势，是否体恤民生。蜀汉用四十二年的挣扎证明：当一个政权的制度与现实脱节，当它的理想成为百姓的负担，灭亡，便是迟早的事。
洛阳的春风渐渐暖了，吹绿了邙山的草木，也吹散了蜀汉最后的余音。只是那面降幡背后的教训，如同殿角的铜钟，在历史的风中，时时发出沉闷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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