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兴二年的蜀地，春雨洗过的成都街巷里，总能看见两种并行的景象：魏廷的青色公服与蜀汉的旧制冠帽擦肩而过，新铸的魏钱与磨损的蜀币在市井间混用，孩子们唱着魏地传来的童谣，老人们却还在念叨诸葛亮南征时的旧事。
蜀郡太守袁邵站在府衙的露台上，望着街对面正在拆除的“丞相祠堂”牌坊，眉头微蹙。昨夜收到洛阳的诏书，令蜀地“悉改旧制，一遵魏法”，可真要动起手来，才知这“改”字有多难。
“大人，益州士族联名上书，求保留下周公庙与汉昭烈庙。”主簿捧着一卷文书进来，声音里带着犹豫，“他们说，这是蜀地的‘文脉’。”
袁邵接过文书，上面密密麻麻签着谯周、杜琼等数十人的名字。他冷笑一声：“文脉？他们是怕魏廷彻底抹去蜀汉的痕迹，断了他们借‘汉臣’身份谋利的路。”
作为刘璋旧部的后代，袁邵比谁都清楚，益州士族对“汉”的执念，从来都掺着算计。蜀汉时，他们借“兴复汉室”的名义抵制荆州派；如今魏廷统治，又想借“汉庙”保留几分体面。“告诉他们，周公庙可保，昭烈庙……改为‘汉先主祠’，去其帝号，只作诸侯祭祀。”
主簿应声退下，袁邵转身看向案上的户籍册。上面登记着蜀地的人口、田产、赋税，每一项都透着蜀汉旧制的残影——诸葛亮推行的“军屯制”留下的田垄，至今还在影响蜀地的耕作；姜维北伐时强征的“助军钱”，让不少农户仍欠着官府的债；甚至连乡吏的称呼，都还沿用着蜀汉时的“督邮”“啬夫”。
“大人，魏廷派来的度支校尉到了，说要核查军屯田的归属。”门吏来报。
袁邵叹了口气。军屯田是蜀汉的根基之一，诸葛亮当年令士兵“且耕且战”，在汉中、绵竹一带开辟了近百万亩屯田，支撑了数次北伐。可到了后期，这些田产多被姜维的部将侵占，成了私人庄园。魏廷要将其收回，分给无地的百姓，这本是好事，却动了益州士族的奶酪——不少人的田产，正是从军屯田里抢占来的。
度支校尉是个刚从洛阳来的年轻人，名叫石苞，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手里却攥着丈量土地的绳尺，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袁太守，魏律规定，凡蜀汉时侵占的军屯田，限三月内归还，逾期者严惩不贷。”
袁邵领着他去看绵竹的军屯旧址。曾几何时，这里的田垄整齐如棋盘，士兵们春耕时插秧，秋收后练兵，诸葛亮还曾亲自在此督耕。可如今，田埂被踩得七零八落，不少地方被改成了鱼塘，那是蜀汉旧将张翼的家人偷偷改建的。
“这些鱼塘，都要填了种粮。”石苞指着塘边的桑树，“魏廷有令，军屯田只许种稻麦，不许私改他用。”
一个正在喂鱼的老农听见了，忍不住插嘴：“官爷，这鱼塘能养出肥鱼，换的钱比种稻子多啊。蜀汉时，姜维将军还夸过这法子呢。”
石苞瞪了他一眼：“魏律不允，便是不行。你们蜀地人就是被旧制惯坏了，不知法度为何物。”
老农被噎得说不出话，默默收起了鱼食。袁邵看在眼里，心里不是滋味。他知道石苞说的是理——蜀汉的军屯制到后期早已崩坏，私占、改种成风，确实需要整顿。可这“整顿”太急太猛，像一把快刀，不仅要割掉腐肉，连带着好肉也要削去一块。
回到府衙时，恰逢魏廷派来的劝学从事在推行“九品中正制”。几个士族子弟正围着他争论，为首的是张裔之子张毣：“我父在蜀汉时官至辅汉将军，按九品之制，我当入‘上品’，为何只评了‘中中’？”
劝学从事翻开名册，冷冷道：“你父虽为汉臣，却无魏廷功勋。九品制论的是‘家世’与‘德行’，你在蜀汉时曾助姜维强征民粮，德行有亏，能得‘中中’已是宽待。”
张毣气得脸色发白，却不敢再争。袁邵看着这一幕，忽然想起蜀汉时的察举制——那时虽也看重门第，却总有寒门子弟能凭才学出头，不像九品制，几乎把仕途牢牢锁在了士族手里。“这新制，未必就比旧制好啊。”他低声自语。
傍晚时分，袁邵微服走到城西的草市。王婆的菜摊前，几个魏吏正在教商贩用魏地的度量衡，一把新制的尺子比蜀汉时的短了半寸，引得商贩们怨声载道。
“以前一尺布能做件短褂，现在这尺子，得多买半尺才够！”张屠户举着新尺嚷嚷，“魏人这是明着欺负咱们！”
魏吏却拿出律令：“这是洛阳统一的标准，天下皆然，并非单对蜀地。”
王婆叹了口气，悄悄对袁邵说：“大人，不是我们不遵新制，只是这日子刚安稳，又要从头学起，心里慌啊。就像刚换了双合脚的鞋，忽然又被换成夹脚的，哪能不难受？”
袁邵默然。他想起诸葛亮初治蜀时，蜀人也这般抵触新法，后来渐渐习惯，甚至生出了些认同。如今魏廷的制度虽好，却像硬生生塞进蜀地的模子，尺寸不合，难免磕磕绊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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