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泰始五年的清明，成都平原的油菜花漫成了金色的海。一个梳着棕角的少年蹲在田埂上，手里捏着根竹片，小心翼翼地把田埂边的杂草拨开。他叫王念，是王二的儿子，今年刚满十岁，额角有块浅浅的疤——那是当年魏兵烧村时，被火星烫的。
“念儿，别玩了，快帮你爹把秧苗搬过来。”田埂那头传来母亲的声音，带着蜀地女子特有的清亮。王念应了一声，蹦蹦跳跳地跑过去，看着父亲王二把一捆捆嫩绿的秧苗从牛车上卸下来，额头上的汗珠坠在黝黑的皮肤上，像刚浇过的田水。
这些年，日子渐渐缓过来了。司马昭死后，司马炎篡了魏，建了晋，洛阳城里的“安乐公”刘禅前年也死了，据说死前还惦记着蜀地的腌菜。魏兵早就撤了大半，剩下的也改成了“晋兵”，虽还收粮，却比邓艾那会儿松快多了。张督邮在一次征粮时被愤怒的村民打瘸了腿，灰溜溜地回了成都，再没来过村里。
“爹，先生说，我们脚下的地，以前是蜀国的。”王念抱着一捆秧苗，好奇地问，“蜀国是什么样子的？”
王二的手顿了顿，弯腰把秧苗放进水田里，浑浊的泥水溅了他一裤腿。“就是……能安安稳稳种庄稼的样子。”他说得含糊，眼角却瞥见田埂边那棵老梨树——当年埋平安符的地方，如今抽出了新枝，春天也会开雪白的花。
王念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问：“那蜀国为什么没了？”
这个问题，王二答不上来。这些年他听村里的老人说过不少版本：有人说怪姜维打了太多仗，把粮都耗光了；有人说怪刘禅太傻，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跑去洛阳吃鹿肉；还有人说，是成都的那些大官们太坏，把粮都藏起来自己吃，不管百姓的死活。
“等你长大了就懂了。”王二摸了摸儿子的头，把他往母亲那边推，“快去帮你娘晾谷种，别在这儿添乱。”
王念跑开后，王二直起身，望着远处的锦官城。城墙还是那道城墙，只是上面的旗帜换了“晋”字，城门口进出的商队多了，有卖蜀锦的，有贩茶叶的，还有从洛阳来的胡人，牵着高鼻深目的骆驼，叮叮当当的驼铃声能传到村头。
去年，村里来了个新先生，是个从洛阳来的老儒，姓范，据说曾在司马昭府里当过幕僚。范先生不教孩子们舞刀弄枪，只教认字、算数，还有“务本力农”的道理。王二把王念送去读书，就是想让儿子知道，除了种庄稼，这世上还有别的活法。
傍晚收工回家，王二路过村头的土地庙，见范先生正蹲在地上，给几个孩子讲书。夕阳的金辉洒在老先生的白胡子上，像镀了层光。孩子们围着他，听得眼睛发亮，其中就有王念。
“……当年诸葛丞相治蜀，在都江堰修了七座水闸，旱时开闸灌田，涝时闭闸防洪，所以成都平原才有‘天府之国’的名号。”范先生用树枝在地上画着水闸的样子，“他说‘唯劝农业，无夺农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就是告诉当官的，要让百姓好好种地，别瞎折腾。”
一个孩子举手问：“先生，那后来为什么没人听他的话了？”
范先生叹了口气，把树枝扔在地上：“因为人会变。丞相在时，能镇住那些想多占田、多藏粮的人；他走了，没人镇得住了，田里的粮就不够分了，日子就乱了。”他看向孩子们，“你们要记住，地里长出来的不光是稻子，还有世道的安稳。若是有人把稻子都拢到自己家里，田埂迟早会塌。”
王二站在庙门口，听得心里一动。这些年他总觉得蜀国的灭亡像一团雾，今天被范先生一点，倒像是看清了些——那些藏在深宅大院里的粮，那些写在账册上的数字，那些为了自家利益不顾别人死活的心思，才是把田埂蛀塌的虫。
范先生讲完书，孩子们一哄而散。王念跑过来，拉着王二的袖子说：“爹，先生说明年要在村里开个学堂，教我们算收成、记账目，还说要学诸葛丞相，修水渠呢！”
王二笑了，蹲下来帮儿子理了理衣襟：“那你就好好学，将来把水渠修得结结实实的，让地里多产些粮。”
“嗯！”王念重重点头，从怀里掏出块东西，递给父亲，“先生给的，说这是当年蜀国的铜钱。”
王二接过来一看，是枚磨损的五铢钱，正面刻着“直百五铢”，边缘都磨圆了，显然是被人摸了无数遍。他想起自己当小兵时，军饷发的就是这种钱，能换两斗米，够娘和妹妹吃半个月。
“好好收着吧。”王二把铜钱还给儿子，“别弄丢了。”
回家的路上，王念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嘴里哼着范先生教的歌谣：“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王二跟在后面，听着儿子的声音混在晚风中，心里踏实得很。他知道，蜀国是真的没了，那些打打杀杀的日子也过去了，但有些东西留下来了——像都江堰的水，像诸葛丞相留下的水闸，像范先生教给孩子们的道理，还像这田埂上，每年春天都会新长出的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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