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雨，总带着一股子化不开的湿冷。建兴十三年的秋汛比往年来得早，锦官城的青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发亮，倒映着檐角低垂的灰瓦，像一幅被洇湿的水墨画。丞相府的书房里，烛火被穿堂风搅得忽明忽暗，诸葛亮握着《出师表》手稿的手指关节泛白，案头堆叠的竹简上，“亲贤臣，远小人”六个字被烛泪浸得有些模糊。
他身后，主簿杨颙正低声禀报南中粮草转运的滞涩：“越巂郡的山道被山洪冲断，吕凯太守派来的信使说，至少要延误半月。可前军在祁山已断粮三日，魏延将军的急报昨夜递到，言……言士卒有啃食树皮者。”
诸葛亮喉间动了动，将那句“再催”咽了回去。他望向窗外，雨幕里的成都城像一头蜷缩的困兽，城墙垛口在暮色中若隐若现。“吕凯是忠良，他能做的都做了。”他缓缓道，“让江州的李严再调五千石粮，走水路经涪城转运，告诉李严，这是最后一次。”
杨颙应声退下时，眼角瞥见案头另一摞竹简——那是博士谯周新撰的《仇国论》。竹简的绳结松散，显然已被反复翻阅，最末几行“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的字迹旁，被人用朱砂点了个刺眼的圆点。
谁也没料到，二十年后，正是这个在雨夜里写下《仇国论》的谯周，会在成都宫城的太极殿上，以一篇《降谯》将蜀汉四十二年的基业，轻轻推入了历史的尘埃。
一、青衿之议：从《仇国论》到《降谯》的暗流
延熙元年的太学，槐树叶落满了青石铺就的庭院。二十岁的谯周捧着《公羊传》，坐在银杏树下的石凳上，听博士许慈讲解“大一统”之义。忽有小吏匆匆跑入院中，高喊：“丞相薨了！五丈原传来的急报，丞相……薨了！”
许慈手中的木简“哐当”落地，满院学子哗然。谯周猛地站起，手中的《公羊传》被指节攥得发皱。他想起三年前，自己随父亲去丞相府赴宴，亲眼见诸葛亮通宵批阅文书，案上只摆着一碗糙米饭和一碟腌菜。那时父亲低声对他说：“汉祚能不能延续，就看这位诸葛丞相了。”
如今梁柱倾塌，天似乎真的要塌了。
接下来的十年，谯周从太学学子变成了博士，亲眼见证了蜀汉朝堂的变迁。蒋琬、费祎相继执政，虽能守成，却再无北伐之志。黄皓渐得后主信任，开始插手朝政，将董允留下的正直官员一一排挤出京。谯周曾在朝堂上直言劝谏：“宦官干政，乃亡国之兆！陛下当亲君子，远小人，复丞相北伐之志，方能安社稷！”
后主刘禅却只是打了个哈欠，说：“谯博士多虑了。黄皓不过是个伺候朕起居的宦官，能有什么本事？北伐劳民伤财，朕看还是休养生息的好。”
那之后，谯周便很少再上朝堂。他回到太学，将满腔郁结都写进了《仇国论》里。文中借“因余之国”（暗指蜀汉）与“肇建之国”（暗指曹魏）的兴衰，反复论述“处小而安怠者危，居弱而有远虑者存”的道理。他把书稿呈给大将军姜维，姜维看后长叹一声，将其束之高阁——此时的姜维正忙于筹备第七次北伐，根本无暇顾及这纸面上的忧虑。
景耀五年，姜维兵败沓中，退守剑阁。消息传到成都，黄皓竟封锁消息，对后主谎称“姜维大胜，不日便可凯旋”。直到钟会大军兵临城下，刘禅才惊觉大势已去。朝堂之上，主战主降两派争执不休：武将们怒吼着“与成都共存亡”，文臣们则窃窃私语，说“蜀地疲弊，再战只能徒增伤亡”。
就在这时，谯周颤巍巍地走出文臣队列。这位已是满头白发的太学博士，手中捧着一份新写就的文稿，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臣有《降谯》一篇，请陛下过目。”
二、民力之竭：从“天府之国”到“男子当战，女子当运”
建兴六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曾在《后出师表》中写道：“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那时的蜀汉，虽经夷陵之败，却在诸葛亮的治理下逐渐恢复元气。成都平原的稻田里，亩产稻谷可达三石；南中的盐井、铁矿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伐前线；甚至连西域的胡商，也沿着茶马古道来到成都，用香料换取蜀锦。
可到了景耀年间，成都街头的米价已涨到“一斛万钱”。负责粮秣的大司农孟光曾在朝堂上哭奏：“自姜维连年北伐，府库已空！去年冬，南中诸郡因赋税过重，爆发了三次叛乱，虽都平定，却耗粮二十万斛！如今剑阁守军每日只能领半斛粮，民间更是……更是易子而食啊！”
刘禅却在宫中大兴土木，修建昭烈庙旁的新宫殿，所用的木料要从南中千里迢迢运来，工匠役夫征调了三万余人。黄皓趁机敛财，将工匠的口粮克扣一半，致使数百人饿死在工地上。
时任巴郡太守的罗宪，曾派人送密信给成都：“巴郡百姓逃亡者十之三四，皆因赋税苛重。去年大旱，颗粒无收，官府却仍要征收‘北伐捐’，百姓只能卖儿鬻女。再这么下去，不用魏兵来攻，蜀地自己就要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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