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关注科举考试和朝廷征召的官员选拔途径。
当前，大约六至七成的在朝官员，源自国子监的监生，通过朝廷的选拔和委派得以任职。
因此，国子监监生的身份相当于候补官员，只要通过结业考试，即可入朝担任官职。
回到明初时期，进入国子监学习并非易事。
对于皇亲国戚或功臣后代，虽享有特权入学，但结业考试必须凭真实才学。
普通民众若想进入国子监，必须通过相应的考试才有机会。
因此，这个时代的国子监监生拥有极高的社会认可度。
正因这份认可度，使得这些监生们流露出傲慢的态度，因为他们与围观的百姓已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
他们已跻身统治阶级，而百姓仍被统治。
有人向一位儒生打扮的老者询问：“张老爷，既然国子监监生有上书言事的特权，为何还会来到上元县敲响鸣冤鼓投诉？”
这位老者是上元县内颇有声望的儒生。
他曾拒绝朝廷的官职征召，而在叶瑾整治胥吏和衙役时，他主动出面安抚百姓。
叶瑾对他深感感激，多次拜访，但他避而不见。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见识广泛但性格古怪的老人。
听到这个问题，老人没有摆架子，冷哼一声回答：“这是叶家小儿的高明之处...”
他始终称叶瑾为“叶家小儿”
。
其他人习惯了他的称呼，并无异议。
发问的人听后更困惑了，追问：“这和我们县尊有什么关系？”
老人幸灾乐祸地表示：“这些国子监监生并非来击鼓鸣冤，而是来兴师问罪。
叶家小儿几乎掀翻了江南士林的祖坟。”
虽然他的话语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其他人早已知道他的习性，耐心地等待他的解释。
老人接着问：“你们最近上元县卖得最好的是什么？”
有人立刻回答：“报纸。”
报纸的出现，于应天府掀起了一股热潮。
这个新时代的媒介，以志怪小说、评书等内容填补了人们的娱乐空白，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叶瑾巧妙地利用报纸传播袁秀英案的细节，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平民百姓对弱者的同情和对统治阶级的隔阂，使他们对袁秀英案中的官员心生厌恶。
随着事件的发酵，江南士林的声誉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仿佛成了民众宣泄情绪的出气筒。
这就是人们所称的叶瑾触动了江南士林的底线的原因。
在百姓们的议论纷纷反映出他们的善良和同情心。
他们深知自己是弱者，因此对更弱的人更加同情。
无论是孟子还是荀子，都无法简单概括人性的复杂性。
人性既包含善良，也有 ** ，但同情弱者却是人的本性。
叶瑾正是抓住了人性的这一弱点，通过报纸全面揭示了袁秀英案的细节，引发了整个大明朝底层百姓的同情和支持。
尽管单个百姓的同情可能微不足道，但汇聚起来的力量却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若百姓的同情汇聚成洪流，其力量足以引发深刻的变革。
远处，国子监监生们亦听到了百姓的议论与愤慨之声，他们的面色逐渐凝重。
然而，无论他们是不屑还是害怕民愤，百姓们的指责之声似乎并未引起他们太大的反应。
李文忠与魁梧汉子混杂在百姓之间，对于百姓对文人的谩骂，他们只是相视一笑。
身为粗鄙武夫，他们自然看不惯文人的做法，听到百姓的指责，他们心中甚是欣慰。
更远处的一辆马车中，李景隆听到百姓的咒骂之声后，脸色铁青。
他冷哼一声，认为百姓是被宠坏了，并扬言若他执掌此县，必将让百姓尝一尝所谓的圣人教化的滋味。
坐在他旁边的黄子澄也认同百姓成不了大事的看法。
方孝孺则批评叶瑾的行为，认为他奸猾，不采用正常的上书方式反对朝廷对袁秀英的判决，反而用类似泼妇骂街的方式，实在是有辱斯文。
马车内除了他们三人，还有齐泰和解缙。
原本他们打算让叶瑾上书反对朝廷对袁秀英的严惩。
他们认为这虽然是一起凶杀案，但已涉及到党争范围，党争应该在朝堂层面解决。
作为江南士林的代表，他们精心策划了这场行动，企图利用叶瑾的嫉恶如仇的性格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然而，叶瑾并没有按照他们的预期行事。
他不仅不上书反对，反而选择了通过报纸发表意见。
如今，《上元周报》不仅流传于江南地区，甚至即将成为整个大明的热门读物。
叶瑾借助报纸的影响力，将袁秀英的案子公之于众。
应天府的百姓们了解了案情的始末，并明白读书人并不占理，反而行为失德。
自古以来，读书人掌控着社会的话语权，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士绅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
但叶瑾通过报纸，成功夺得了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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