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江南的血色尚未在记忆中淡去，北京城内的权力格局，却已在无声无息中，酝酿着另一场更为深刻、也更为凶险的变革。曾经权倾朝野、连皇帝都要避其锋芒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其权势正如日中天，却也走到了盛极而衰的悬崖边缘。
顺治皇帝福临，已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意被抱上御座的懵懂幼童。年岁渐长的他，对这位将自己视为傀儡、独断专行的“皇父”，内心积压的不满与日俱增。而朝中，那些曾备受多尔衮打压的皇太极旧臣、两黄旗勋贵，以及同样对多尔衮跋扈作风心存忌惮的其他王爷，也开始悄然聚集在少年皇帝身边，形成一股潜在的反对力量。
风暴来临前，往往异常平静。
在这微妙的时刻，范文程却显得格外超脱。他依然每日到内阁处理政务，但态度愈发谨慎，对于涉及摄政王与皇帝之间关系的事务，更是三缄其口，绝不轻易表态。他敏锐地嗅到了空气中那危险的气息，深知自己作为前朝老臣，又曾深受多尔衮（至少是表面上的）倚重，处境尤为尴尬。
一日，几位与范文程交好的汉官私下聚会，席间难免议论起朝局。
“范中堂，”一位官员压低声音，“如今摄政王威势愈重，前日竟将传国玉玺都迎入了自己府中，这……这岂是人臣所为？长此以往，恐非国家之福啊。”
另一人也忧心忡忡：“是啊，皇上日渐成年，焉能长久忍受？只怕……只怕祸起萧墙之内啊。”
范文程默默饮了一口茶，目光扫过众人，缓缓放下茶杯，声音低沉而清晰：“诸位，慎言。雷霆雨露，俱是君恩。我等身为臣子，唯当恪尽职守，尽忠王事。至于天家之事，非我等外臣所能妄议。”
他顿了顿，意味深长地补充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天道循环，自有其理。眼下之要务，是办好自己的差事，稳住朝局，静观其变。切不可躁进，亦不可轻易依附，以免招致无妄之灾。”
这番话，既是告诫同僚，也是他此刻心境的真实写照。他早已不是那个热衷于权力核心博弈的谋士，剃发令的创伤让他心灰意冷，而如今这险恶的政局，更让他坚定了急流勇退、明哲保身的念头。他深知，无论多尔衮与顺治谁胜谁负，像他这样知道太多内情、地位又特殊的前朝老臣，都很容易成为被清算的对象。
他开始有意识地淡出权力中心。除了必要的政务，他不再主动向多尔衮献策，对于多尔衮一些愈发骄纵、逾越臣子本分的行为（如仪仗规格堪比皇帝），他也假装不见，绝不附和。同时，他也小心翼翼地不与顺治小皇帝身边的人有过密往来，避免给人口实。他将大部分精力，转向了整理典籍、编纂史书等相对“安全”的文化事业上。
他的这种“不作为”和“超然”，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赢得了双方一定程度的信任。多尔衮觉得他识趣、不碍事；顺治身边的人，也觉得这个老臣不像是多尔衮的死党。
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过了顺治七年（1650年）的寒冬。这一年的十二月，权势煊赫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在塞外狩猎时，意外坠马受伤，猝然病逝于喀喇城。
消息传回北京，举朝震惊！但在这震惊之下，是潜流汹涌的各方势力迅速重新洗牌。
起初，顺治皇帝依然按照最高规格为多尔衮举办了丧礼，追封为“义皇帝”，庙号成宗。表面功夫做得十足。然而，这不过是政治博弈的缓冲。多尔衮一死，他生前打压的政敌和忌惮他权势的皇族们，立刻展开了疯狂的反扑。
仅仅两个月后，风云突变！
在顺治帝的默许甚至暗中支持下，苏克萨哈等原多尔衮近侍率先反水，揭发多尔衮生前曾密谋篡位。一时间，墙倒众人推，各路王公大臣纷纷上奏，弹劾多尔衮种种“悖逆”罪行：独断专权、排挤皇帝、逼死豪格、私自调用皇帝仪仗……甚至将其母殉葬皇太极之事也翻出来，指责其不孝。
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少年天子顺治帝以雷霆手段，正式下诏，剥夺多尔衮一切封典，撤其庙享，黜其宗室身份，籍没家产，甚至下令毁墓掘尸！
一场对多尔衮势力的大清算，迅速展开。其党羽心腹，或被杀，或被贬，曾经显赫一时的睿亲王一系，顷刻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在这场席卷朝野的政治风暴中，范文程却奇迹般地安然无恙。
他既没有被划为“多尔衮余党”遭到清算，也没有因为曾反对剃发令等事被重新追究。他依然安稳地坐在他的大学士位置上，仿佛这场风暴与他毫无关系。
这并非侥幸。正是他早在风暴来临前就刻意保持的距离和超然姿态，以及他历事三朝（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功勋卓着且从不结党的资历，保护了他。顺治帝和辅政大臣们需要稳定，需要像范文程这样熟悉政务、且无明显政治污点的老臣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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